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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 作者：袁偉時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馮 磊
二○○四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我到辦公室去拿東西，無意間發現一個同事躲在角落裡讀書。因為好奇，就要了來看。那本書，就是《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這本書，當時我只讀了二十來頁就被人家要走了。此後，曾跑到附近幾家書店去問，都被告知沒貨。再後來，打電話到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銷售部，對方同樣告知我沒貨。就這樣遺憾着擱置下來。
此後，我在豆瓣網和孔夫子舊書網上了解到，這本書在香港也有一個版本，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但是身居內地，無緣得以一窺真的面目。再後來，我在網上發現，《晚清大變局》本身也有香港明報版的複印本，售價是一百元人民幣。江西人民版的也有複印本，價格不太清楚。不過，在朋友的幫助下，我最終還是搞到了一本一九九二年版的《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是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有朋友說，這本書，是江西人民版的前身。在國內，諸如《晚清大變局》這樣一本書，有如此多的熱心讀者在尋求，有如此多的故事在傳說，又有如此多的版本在流傳，我想，除了袁偉時先生，無人能出其右了。
寫了這麼多關於《晚清大變局》一書的文字，自己都感覺像是野狐禪。不過，據我了解，很多讀者在談到袁偉時的著作時，都是讚不絕口的。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基於兩個前提的存在：其一，眼下正處於一個讀史的熱潮；其二，袁偉時先生帶領大家與古人與歷史對話，這工作做得很有趣。
就第一個前提而言，我想不免拾別人一點牙慧。我們為什麼要讀史？究其原因，不外乎兩個方面：其一，了解古人的生活，當然包括政治生活和社會文化生活，也包括古人的趣事和逸聞；其二，試圖從歷史人物的命運和社會的發展變遷中，尋找到一點社會發展的軌跡。前一種目的，隨便讀讀歷史常識就可以知道。因為我們身邊並不缺少此類的野狐禪和段子式的文字。至於第二個問題，則是很多讀書者的興趣所在。對於幾乎所有讀書者而言，大家都認為歷史是可知的，而且是有規律可循的。在這樣一種心態的驅使下，努力揭開歷史興亡的規律就是每個讀史者所最好奇的了。
至於第二個問題，也就是袁偉時先生帶領大家與歷史對話的問題，就必須得談一談歷史的真偽問題。眾所周知，因為種種原因，不是每一本教科書都在說真話的。為尊者諱、等級制度以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等醜陋的潛規則等問題的存在，搞得歷史就像迷宮一樣曲折迷離，讓初學者滿頭霧水，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不怕死的史官，比如當年崔杼殺害齊莊公那件事就是一個例子。面對鋒利的刀斧，寫歷史的人硬着脖子秉筆直書，結果連殺數人，人家仍然照實寫了。但問題是，殺頭這件事情不是太好玩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為了污七八糟的政治黑幕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做的。所以，聰明的人就乾脆玩起了文字遊戲，搞「曲筆」。至於連曲筆都不願意玩的，就乾脆你說什麼我寫什麼了。史官變秘書，也不是太稀罕的事情。
除此之外，干擾我們讀史的，還有意識形態問題。比如歷史上，就屢屢有人為曹操翻案。一會兒曹操是一個奸臣，一會兒又是「有所作為的政治家」。至於黃巢，一會兒是農民起義軍領袖，一會兒又是吃人肉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和暴民頭目。甚至是，文學家魯迅先生也遭遇類似的尷尬，一會兒是「戰士」，其文字被稱為「匕首」，一會兒又成了性格偏執、反對傳統與國學的激進派。
夠了，不曉得拿破崙還是胡適先生曾經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人因此說，歷史是強者的說辭。這些問題，都告訴我們，作為一個讀書的人，想要知道歷史的真相究竟有多麼艱難。如果不具備相關的素養，又缺乏警惕之心，後來的讀書者，面對前人留下的隻字片章，又該如何判斷？那感覺，就像那英所唱的一樣，「霧裡看花」去了。
讀史的人應該學會辨別是非，養成撥雲見日的本事。而這種本事，不僅需要培養，更需要訓練。至於袁偉時先生，就是這樣一位睿智的長者。他的著作，其中也恰恰暗含了某種解密的鑰匙。熟讀其作品的人們，很容易就可以發現滿紙的興亡規律、價值觀念、變遷路途和真知灼見。這些，難道不是一個讀史的人所夢寐以求的嗎？袁偉時先生，不正是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師長嗎？
讀史，可以明智。歷史既是文化生活的消遣，本身更是了解真相的鑰匙。這，也是為什麼古往今來如此多的人都提倡讀史的重要原因吧。
嶽麓書社日前出版了袁偉時先生的一個系列：袁偉時書系。該系列總共有九種，目前面世的有六種，分別是《晚清大變局》（最新增訂版）、《告別中世紀——新文化運動文獻選粹與解讀》（增補新版）、《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修訂版）、《風骨．風情．人生》、《路標與靈魂的拷問》（增補版）、《文化：中國與世界》。翻讀這本書，我突然想起了袁先生在《告別中世紀》一書中所說的話。他說：「新文化運動至今沒有完結。它濫觴於鴉片戰爭前，現在仍在我們身邊。」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中他再次發問：「為什麼一百多年來一再提出的觀點往往仍被人們當作新鮮見解？」 我甚至還想起了他在《晚清大變局》一書中所慷慨留言的那句話：「時代需要巨人，上台的卻是侏儒。」這些見解和問題，無不震耳發聵、惹人深思。
前不久，有幸讀到《華商報》對袁偉時先生的專訪。在談到中國社會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過程中為什麼如此艱難時，袁先生說，一二一五年，英國就制定了《自由大憲綱》，成為社會的契約。英國社會後來的發展和社會的法制與此有很大關係。不要將中國一百多年來社會的轉型艱難歸罪於某個人，要看到原來的社會有缺陷，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後來的變革這麼艱難。「這樣的角度看歷史，眼光很寬，看問題也就比較深刻。這就是讀史的好處。」袁先生還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揭示真相是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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