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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以新加坡為鏡，就不難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為幌子，實際抬舉英語而否定中文的新政策，表面上是為了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實際上包藏了政治用心。
在2009年3月17日新加坡推廣普通話（Speak Mandarin）運動30周年啟動儀式上，新加坡前總理、資政李光耀先生發表了講話。他表示：「在兩代人裡，普通話將成為我們的母語。」
相同的預言，他在《李光耀回憶錄 經濟騰飛路（1965-2000）》的《10.一種共同語言》中就講過。在該書中文版（外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51頁，李光耀先生是這樣說的：「要改變華族家庭的用語習慣談何容易。……不過，再過兩代人，華語就會成為新加坡華人的母語了。」
新加坡與香港，都曾受過英國的殖民管治。新加坡獨立後，在語言上面臨二大問題：一是如何處理英語與華語的關係；二是在華語中，如何處理各種方言與普通話的關係。
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
處理前一個語言問題，李光耀為首的新加坡政府既受當時新加坡政治形勢所制約，也堅信一個國家必須有一種統一的語言。
在《李光耀回憶錄 風雨獨立路（1923-1965）》的《16.語文教育的鬥爭》中，李光耀指出：「我必須採取一個立場，使共產黨人不能責罵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裡。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為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麼，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復對我的尊敬和支持。」（外文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00頁）
如果最初傾向於推動華語，是為了對付尚有可觀勢力的共產黨，那麼，以後，同樣是為了不讓勢力下降的共產黨有機會捲土重來，李光耀在鞏固了其執政權之後大力推動英語。
誠然，《李光耀回憶錄 經濟騰飛路（1965-2000）》有別的解釋—「新加坡從未有過一種共同語言。……作為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社會，如果使用馬來語、華語或泰米爾語的話，根本無法謀生。使用英語就沒有任何一族會佔優勢。」（第140頁-141頁）即便如此，鑒於「這個課題太敏感，我們不能立即實行變革。各個族群當時都熱切維護各自的母語，要在這種情勢下宣佈人人都得學習英語，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的做法是維持原狀，讓四種官方語言—馬來語、華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共存。」（第141頁）
即使李光耀決定要以英語作為新加坡唯一官方語言，他不得不承認：「只懂英語的後果則是倒退，我們會喪失自己的文化認同感，失去那份內心的自信—是這種自信，讓我們明確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定位。無論如何，我們也絕對沒辦法說服國人捨棄母語。」（第152頁）在《李光耀回憶錄 風雨獨立路（1923-1965）》中，李光耀還說過：「精通英語和華語兩種語文，要比精通英語和另一種歐洲語言困難得多。學習兩種語文帶來的難題，在往後40年裡一直糾纏着我們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也許永遠也找不到。」（第215頁）
還必須指出的是，即使決定了以英語作為新加坡的唯一官方語言，李光耀也堅信「再過兩代人，華語就會成為新加坡華人的母語了。」
中文教育應受到重視
我不清楚，李光耀先生在2009年與20世紀末相隔約10年時間一再表示「再過兩代人，華語就會成為新加坡華人的母語了」，是否基於相同理由，抑或是更加認識到在21世紀以普通話為規範的華語在新加坡應有重要位置。但是，有兩點是清楚的：一是選擇英語作為新加坡的唯一官方語言既具政治考慮也具經濟考慮；二是明白選擇英語為新加坡的唯一官方語言會有不可低估的消極後果，即喪失自己的文化認同感，失去讓新加坡人（按：絕大多數是華人）明確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所必需的自信。
以新加坡為鏡，就不難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為幌子，實際抬舉英語而否定中文的新政策，表面上是為了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實際上包藏了政治用心。
《李光耀回憶錄 經濟騰飛路（1965-2000）》披露，在1959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時，為新馬合併做準備，曾決定以馬來語為國語。可見，語言的選擇關乎國家主權和統一。然而，香港在回歸祖國12年後，面對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大趨勢愈益強盛、不可逆轉，有人卻刻意並決意在語言政策上倒行逆施，究竟欲把香港引向何方，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最後，李光耀關於英語和中文雙語教學的評論，也有助於香港人認識香港政界、教育界及其他方面某些人美化雙語教育之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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