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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讀書，四書五經可以萬里通行，現在就算日看萬卷，也追不上印刷機的滾輪。 （資料圖片）
王大慶
說當今的時代是泛出書時代一點兒也不過分，你到圖書市場去轉轉，各種各樣的圖書堆積如山，除了教學輔助書就是眼花繚亂的文學書了，什麼「都市言情」、「武俠仙俠」、「玄幻奇幻」、「男生女生」、「遊戲競技」等，還有「名人自傳」、「領導回憶」、「神童軼事」、「大亨之路」等，以及一些業餘作者的「思想火花」、「博客集粹」等等。一排排擠在圖書架上，躺在地板上，蔚為大觀。
作者出書，是件好事，敞開心扉，將自己成長道路上的艱辛與順達，事業上的歡愉與不快，愛情上的幸福與痛苦傾訴給讀者，滿足他們的好奇和關注，這也是一種文化時尚。
書商出版，更是職責所在，出版圖書，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增長人們的知識，開闊人們的視野，陶冶人們的情操，這本身就是一種教化大眾的高尚行為。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在名利的驅使下，出書的根本宗旨被扭曲了。
扭曲的出版宗旨
作者只要能出書，就是自費也願出；何況一些名人、領導是不可能自費的。書商只要能賺錢，就是寫得像小學生作文也敢出；事實上有些書寫得連小學生作文都不如。以至出書成了一種產業，想出就出，想怎麼出就怎麼出。
我為什麼不想出書？
每每和文友、學友相聚，都會問我一個重複多遍的問題：「你為什麼還不出書？」是啊，爬格子三十年，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在全國各大報刊上也發表了幾百萬字，經濟論文也發表了五、六十萬字，要出書可以出十本也不為過。可我至今為啥還不出書呢？
我想我寫的那些文學作品已散兵游勇地出現在報刊上，讀者也已欣賞過，就沒有必要再匯集出版，浪費讀者的時間，造成讀者的視覺疲勞；而我的那些經濟論文中的觀點隨着時代的發展也已過時，就更沒有必要結集出來貽笑大方了。竊以為，足以匯編成書的應該是如昔日曹丕所說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精品。而我的這些文章是擔當不了「經國、不朽」的重任的，不外乎是一些沿街叫賣的「小吃」，至多是肯德基的「快餐」而已。再說，我這一介平頭百姓想公費出版是不可能的，想得到書商的主動示愛也是難上加難，與其花半輩子積蓄換回一堆只能「自戀」亦或送人亦或推銷的「著作」，倒不如省點心做點有益於身心健康的事。
可這僅是我的一孔之見，並非旁人特別是想出書的人所能理解。
變味的「著書立說」
身旁有位領導，上任不久就開始「著書立說」，其秘書跟着搖旗吶喊，鼓吹此人是學者型首長；鼓動員工及下屬部門購買學習。時過不久，「學者型」領導調任，而他的那些「著作」卻被人們送進了廢品站。因為這位領導的「著作」實在不敢恭維，要麼是秘書為其起草的講話、報告，要麼是當地媒體報道他的小新聞、小通訊，要麼是自己胡思亂想的日記、雜感，牽強附會地拼湊在一起，不倫不類地成了「專著」。既無層次性，也無可讀性，更談不上指導性和教育意義，不少地方還存在着語法錯誤和錯字、別字。當時購買是迫於權威抑或是為了獻媚，現在人走了，就沒必要再留它了。像這種通過出書為自己鍍金，撈取政治資本甚至謀取不當利益，就使「著書立說」變了味。
還有一些業餘作者，剛剛涉足文壇就挖空心思出書，全然不考慮自己的文學功底和知識儲備。有這樣一位筆友，只是在當地小報上發了些小言論，在鎮廣播站自辦節目中用了一些小散文，卻也心血來潮要出書，因印張不夠就將平時發表不了的退稿摻雜其中，並配了不少生活照。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還不惜重金找了個名人為其「著作」作序，打通關係讓報社記者為其寫了書評，結果名是出了，花幾萬元錢出的書卻成了廢紙一堆，白送給人家都不願要。哪個還有閒情看你烏七八糟的東西？可這位筆友卻無所謂，勒緊褲帶繼續出書。因為在他眼裡，這就是身份證，更是評職稱、進入高一級作家協會的敲門磚。
至於那歌星、影星、體星以及節目主持人等名人出的熱銷書，同樣不敢恭維。由於名人出書有廣闊的市場，豐厚的利潤，加之一些出版社為趕上這一出版熱點，盛情相邀乃至鼓動名人快寫快出，致使名人出書盲目倣傚，粗製濫造，成了一種追逐名利的商業行為。
翻閱這些名人自傳，多有千篇一律之感，都是個人成名前後的經歷，到哪兒都是捧場的喝彩的，對老百姓啟示不大，不少傳記缺少文采和哲理，缺少對人生深刻的認識，缺少自審和懺悔，有的自傳只是表現個人的情緒，不考慮讀者的感覺，完全是一種自我發洩，有的自傳成了流水帳，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瑣事、成長道路不加提煉，不厭其煩地全倒出來，談不上是文學作品，更稱不上是學術專著，自然經不住批評家的評論和時間的考驗。事實上，很多名人的語文基礎、觀察水平、文化修養和思想深度都不夠，寫不出像樣的自傳也在意料之中。
作者和書商都要有責任感
出書本來是作家和專家、學者的事。可現在不同了，什麼人都能出，只要肯付錢，只要出版商能賺到錢，就可以出。至於夠不夠水準那就另當別論了。
將出書作為一種產業來開發，也反映了出版社選題和創意能力的萎縮、責任感的泯滅和經營上的短視。出版物是文化商品，作為商品，難免受到商品經濟的制約，但是衡量它的意義，更應以文化為尺度，從長遠來看，出版應以徵集、發佈有益文化信息為使命，以教益大眾陶冶人們情操為己任。
時下爭論的焦點並不在什麼人該出書什麼人不該出書上，重要的是為什麼而寫和寫成什麼樣子，如果自己的知識水平不夠，而又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話那還是不要急於出書，在讀者嘲笑中出名或將錢端進腰包畢竟是一件臉紅的事。普及大眾出版物，出版各類人文著作也沒錯，但無論誰去出版都應該有一個相對嚴肅的態度，要向讀者提供真正具有文化含量的東西而不只是消費時代的應景之物甚至是讓人嗤之以鼻的「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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