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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副總編徐俊
現在研究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文學和哲學的人，沒有一個敢說：「我沒看過中華書局版的二十四史。」2007年開始， 那套綠皮薄冊的二十四史在重新修訂。 文：張俊峰
中華書局副總編徐俊，受浸會大學文學院邀請來香港講學。他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畢業後就在北京中華書局工作到現在。他為記者解說了這套經典的點校本二十四史的過去和現在的修訂。
歷史
這套書的歷史和毛澤東有關。
「五十年代，鄭振鐸先生，他當時是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他提出來應該做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國史。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指示范文瀾、顧頡剛來負責。」徐俊說。
這套「國史」就是後來動用國家力量和史學精英首次點校出版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
毛澤東喜歡讀歷史，人人皆知。鄭振鐸的提議，剛好說到了毛澤東的興趣。至於為什麼二十四史的通行本會做成簡明而大氣的綠皮單本薄冊，原來也是毛澤東的直接建議。徐俊說：「在我們局裡保存的檔案當中，有當時我們的總經理金燦然給他（編輯註：毛澤東）的匯報，《史記》的校樣要送主席過目，給主席的報告裡面就有『我們按照您的要求，決定做單本薄冊這樣的形式』，大家都覺得這個形式非常的好，便於閱讀。」
很多人不知道，這套二十四史到1971年才停止印大字本。因為當時活版印刷，字數最多的字模是5號字，1號字是用來做標題的，字模不全，為此，全國專門設了多家大字本印刷廠，就是為了完成中央交辦的任務，印大字本給中央領導看，每個字都是1號字。這也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
「自從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出來後，因為新的形式，便於閱讀，以前是線裝書，現在變成洋裝書，有標點，有專名線，經過校勘整理的，學術上有很大提高，所以很快替代了以前的通行本，變成一個流通最廣泛的標準本。」據徐俊說，連台灣都曾盜印這個版本。
最高層一聲令下，修史大業正式開始。大致在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時間裡，通過國家力量，集中全國史學工作者來完成。過程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是1959年前後，為了趕國慶十周年獻禮，但只有《史記》按時出來，《三國志》和兩《漢書》是在國慶後才完成點校。1963年，國家正式發文，從各地高校抽調參加整理的人到北京，集中整理，到1966年文革，是第二個階段。1971年 ，「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說，要恢復點校出版二十四史，於是第三個階段開始，直到1978年，最後一種《宋史》出版。
學者們
點校工作一開始，當年中國史學界的一時之選就星聚京城。
徐俊說：「《史記》是顧頡剛先生做的，宋雲彬先生負責編輯工作，《三國志》是陳乃乾先生做的，宋雲彬、陳乃乾先生都是中華書局編輯。南陳北趙，是中國當時最有名的藏書家，北邊趙萬里，南邊陳乃乾，陳先生也是在中央要開展大規模古籍整理後，從上海調京的，而且陳乃乾北上也是有佳話的，他說，我要到北京的話，我的藏書也要到北京，經北京同意，批調了火車，兩車皮的書和他一起到了北京。」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點校從1958年算起到1978年完成，這三十年是新中國最波折的時期，學者們的日子不好過。徐俊說，調到北京校史的學者多多少少避開了當年的階級鬥爭和思想改造。中華書局保存着當年的檔案，檔案中的掌故細節今天聽來也很有趣。
「檔案的主要內容是圍繞做好點校工作所做的工作記錄，也有一些當年老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細節。點校小組有秘書，每半個月向局裡的和上面的領導寫一份工作匯報，匯報這些外地來的學者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包括誰回去探親了，誰的家屬孩子來了，夏天該給老先生家掛蚊帳了，配洗臉盆，醫療待遇如何解決……都有檔案。」
啟功在北師大任教，負責點校《清史稿》，工作開始後，每天到中華書局上班，一上十年，每到中午就和大家一起拿着飯盒去食堂吃飯。
最有個性的是劉節。劉節是陳寅恪的弟子，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畢業，當年在中山大學批陳寅恪的時候，他跑到台上說，要批批我，不能批老師。點校二十四史的工作開始後，中山大學也領到任務，點校兩《唐書》，劉節負責點校《舊唐書》。
「劉節比較有個性，不像其他先生比較配合。從檔案資料看，他是思想一直比較表露，不太有顧忌。開小組思想交流會，他從來不迴避自己的思想。他們這一批人調到北京時，所在學校要給他們開思想鑒定，其他教授一般都寫得比較好，只有中山大學給他寫的鑒定是『一貫反動』。」徐俊說。
結果，其他學者到文革爆發點校工作解散才回到學校，只有劉節，沒有做到1966年就提前讓他離開點校小組回到中山大學。他算是被「趕走」的。
到了1971年，因為「四人幫」中某些人的指示，上海也參與到點校工作中，就把兩《唐書》、兩《五代史》和《宋史》移到上海去做，移了五個史過去，稱為「上海五史」。
重修開始
不管當年風風雨雨，但是點校本二十四史確實影響了中國史學至今，是新中國成立後最重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有三個原因促使中華書局決定重新修訂這套「國史」。
其一，這套二十四史雖然影響深遠，也是流傳最廣的一個通行本。但還不能算盡善盡美。
徐俊說：「前四史開始點校時，並沒有一個完善的體例和完整的班子，就是為了趕十周年獻禮。所以前四史的體例和1963年後學者集中到北京工作以後的體例是有很大差距的。三個階段的工作，在標準上也有差異，校記寫到什麼程度，也是有不同尺度的。現在看還存在不少問題，儘管每次印都不斷做小的修補，但是不能滿足學術界的需要。」
其二，要重新修訂，但當年參加點校的老先生們在世的已經越來越少。「動工的時候啟功先生、王鍾翰先生還都在。參加上海五史的一些先生至今也還健在。我們想，再過十年八年，老成凋謝，當年具體怎麼做的，我們就只能通過檔案來知道了。所以利用當年參加點校的老先生還健在，有較好的學術條件來啟動修訂工作。」
其三，現在學術和科技的進步巨大。50年來中國史學研究的進步，為修訂工作提供了豐厚的學術積累。當年能看到的善本有限，現在各地圖書館——包括海外圖書館——裡大量善本被認知、利用，出土文獻增加，很多當年看不到的書都被影印出來了，資料比以前多得多。另外，進入電子時代，數據庫、電子書，擴大了取校的範圍，提高了工作效率，尤其像《四庫全書》的電子版。這些都為重新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一般人會質疑，雖然有了科技手段，但當年的先生聲名卓著，今天的人有什麼把握去修訂他們的成果？徐俊說，考慮到這一點，中華書局設置了一套嚴格的工作程序。「我們有一個要求，『通過程序來保證基本質量』。這次十幾家學術機構兩三百人參與工作，如果沒有一個基本的程序規範來保證，是很難實現的，到後期會遇到很大麻煩。所以我們在修訂的程序上作了非常嚴密的規定。各史修訂組首先要做『規定動作』，『規定動作』做好了再做『自選動作』。規定動作保證最低也不會低過我們的基本要求。」
他舉例說，底本要重新核校，例如《史記》用的是金陵書局本，原點校本到底與金陵書局本有多少差異，現在已經不知道了，因為當時拿來排版的那個本子看不見了。所以各史都要重新核校底本，先由中華書局的專業校對做死校，哪怕字形差異也要校出來；然後是修訂小組在工作本上再做版本通校。
「還有就是工作的『可回溯性』，做到最後一步，你前面的版本、校勘情況，校改的依據是什麼，每一步都要有記錄，可以倒推回去。各史首先都要做點校長編，不是自己覺得可以改就改，而是某一頁某一行某個字，底本是什麼，宋本、元本是什麼，歷代學者如清代錢大昕是怎麼講的，現在學者有什麼新的考證，改是不改，理由是什麼，都要寫成長編。」
徐俊很自信地說，工作開始到現在，各個史都做出了樣稿，從樣稿情況看，底本的確定、取校範圍的增加，校勘記的重新撰寫，標點的更正移動，各方面質量確實比以前的點校本提高了。樣稿做出後，還要聘請全國有關斷代史專家評審，逐史召開樣稿的專家評審會。
今年去世的任繼愈曾是修訂工作的總修撰，他當時提出一個要求：「後台要充分，前台表達要簡明。」從徐俊的介紹看，這麼詳細的程序，外行人理解起來都會很困難，修訂要做不好也難。除了任繼愈，已故學者王元化、王永興、王鐘翰、蔡尚思、季羡林都曾任學術顧問，而馮其庸、何茲全、饒宗頤、戴逸等仍在擔任顧問。
徐俊說，讀者拿到修訂後的點校本二十四史，會明顯感覺到不同。而經典的綠色封面並不會改變。
這套修訂過的二十四史，會從2012年開始陸續出版，那一年正好是中華書局的百年局慶。讀者們可以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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