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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磊
詩人劉春在其著作《一個人的詩史》裡寫到，1973年，詩人顧城的父親顧工被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調到濟南軍區宣傳部工作。在濟南，顧城見到了《高山下的花環》（這是一部反映對越自衛還擊戰的電影）的作者李存葆。見面的時候，顧城朗誦了自己的詩歌《生命幻想曲》。其中，有幾句是這樣的：「睡吧，合上雙眼／世界就與我無關」。李存葆聽了，一時不知道如何評價這首詩。但是，作為前輩，他還是鼓勵了一下年輕的詩人。此後，顧城又見到了作家李心田和詩人郭小川。前者以《閃閃的紅星》聞名於世，後者，則是當時國內聞名的政治詩人。對於顧城的這首詩，李心田的評價是，「不夠進步」、「屬於三四十年代的貨色」、「得批判」。而擅長作政治抒情詩和鼓動詩的郭小川據說給了十個字的評價：「藝術的沒落，政治的死亡。」
眾所周知，多年以後，顧城成了朦朧詩的代表人物。和舒婷、北島等人一道，他們在國內文化圈受到了明星般的追捧。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顧城的名字以及他的詩，將長久地被寫入文學史。至於其他能夠「緊跟時代步伐」的詩人將來在文學史上如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寫上面的文字，並沒有隨意對文學界的老人們做出臧否的意思。至少，在評價前人的時候，作為後來者應該知道有所敬畏。而之所以再次提及顧城的遭遇，我想說的是藝術鑒賞力（且不提創作能力）的問題。眾所周知，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讀懂詩歌，尤其是被諸多人看起來「晦澀難懂」的朦朧詩。一個人是否能夠讀懂一本書或者一篇文字，一般而言，需要看這個讀者的欣賞水平和知識結構。不具備這種積累，那麼貿然批評就會成為一個笑談。
我有過一面之緣的一位師長，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寫詩。掰着手指頭細細數來，總共應該寫了三十多年了。記得一九九八年，我去拜訪他。這位詩人送給我一本詩集，在序言裡他寫道：「一個詩人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寫了大半輩子，回過頭來，才發現自己以往所寫的並不是詩……」
我因此很佩服這位詩人的勇氣，對他，我的內心深處一直保持了一種敬意。所謂勇於解剖自己，這也算是一種佳話吧。
1982年9月13日的一次會議上，在談到「抽象派藝術」是否應該存在時，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江豐非常激動：「明明知道不好，硬要搞抽象派，探索，探索什麼？不是我老頑固，不能夠探索，但是，不需要探索……」說到這裡，江豐突然頭向椅子背上一仰，因心臟病突發死了過去，從此再也沒有甦醒過來。享年72歲。
需要說明的是，江豐並非一個「保守」的人。實際上，在「文革」之後，對於青年美術家以及其它新生事物，江豐都盡可能給予了一定的幫助。1979年，北京一批油畫家在中山公園水榭展覽館自發舉辦「迎春油畫展」。江豐先生欣然以個人名義寫了前言，他寫道：「自由結社是在憲法上明文規定賦予人民的合法權利，而且畫會是一種有利於藝術發展的組織形式。」（《中國當代美術30年》，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1月）從這個前言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思想上，江豐也是一個開明的人。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比較開明的藝術家，也無法接受「抽象畫」這個藝術門類。不僅如此，老人還將其視之為洪水猛獸。最後，居然不幸因此而心臟病突發去世。真是讓人感慨萬分。
江豐的不能接受「抽象畫」，其實和郭小川不能接受顧城的詩歌是一回事。這裡有一個欣賞能力的問題，更是一個視野的問題。不過，說到底，還是一個藝術的多樣性的問題。由於長期習慣了某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即使是學術研究也要照搬已有的思路進行。在思考還沒有展開之前，就已經有了所謂科學的結論。生搬硬套、生吞活剝，一旦見到自己不能理解的東西就產生強烈的排斥心理。套用李心田的話說，「得批判」。出現這樣一種現實，不僅是藝術的悲哀，更是思想界的悲哀。
因為長期的「純潔」與「乾淨」，所以國內第一次搞人體油畫展的時候，以十萬計的人排着隊集體去「偷窺」人體。這種今天看起來非常好笑的歷史真實，不是壓抑的結果又是什麼呢？壓抑不僅限制了人們的生活，壓抑更降低了人們的欣賞能力和思考能力。
回過頭來想一想，方力鈞們是幸運的。設若是在三十年前，不被鬥個你死我活才好。而今天他那些世界聞名的光頭畫，在三十年前，不是「毒草」又是什麼呢？
藝術的禁區，總是要被打破的。只不過，大家都被這種「進化論」傷害了一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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