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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
曹操的出身，使他從小就關心天下大事。他的多種經歷，又使他廣泛接觸當時各方面的勢力，但是社會上各種勢力，沒有一種使他願意投身其中。
對下層起義的民眾（史書上通常稱之為賊），他不會同情及寄予希望。這除了出身地位有很大差異之外，當時的黃巾起義等活動，其實只是被壓迫者本能的反抗，還沒有出現傑出領袖、積極綱領。所以雖然延續多時，但總是一一被鎮壓下去，這些反抗者往往還歸附一些勢力，成為他們的隊伍。劉備初起事的時候，也是參與討黃巾，有些戰功，漸漸有自己的隊伍，但人數很少。在參與救徐州牧陶謙的時候（那是各種勢力爭奪自立的過程，變化很多），他只有兵千餘人，「又略得饑民數千人」（蜀書先主傳）。就這樣，成為劉備爭天下的起點。曹操也是在鎮壓善戰的青州黃巾兵之後，收青州兵成為強大的主力。
當時各地方勢力想自己起來割據，朝廷中的宦官、外戚、權貴也各自發展勢力，曹操都看不起。曹操對當時聲勢浩大的袁紹等都不看在眼中，一次與劉備論天下英雄，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看來，當時曹操從自己的經歷、視野，得出的結論可能有幾條：第一，這個局面，只有靠英雄來闖。他自己是英雄之一。第二，在如此紛紜的局面中，要抓一個要領，那是甚麼呢？看來，他是選擇了扶助漢室。漢室那時非常脆弱，幾乎隨時都可以被哪一方面的勢力取代，但是這個延續了四百年之久的劉漢朝廷，到底還是有向心力、凝聚力，可以作為旗幟，作為號召。他決定要舉這面旗幟。第三，局面非常錯綜複雜，危險的局面隨時出現，趨吉避凶的時機必須及時掌握，要快，要決斷，要權變。
機巧權變，在曹操，是自小就被人認為擅長的。「少機警，有權數」。《魏書．王粲傳》，記王粲勸說劉琮歸降曹操，分析那時是「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家家欲為帝主，人人欲為公侯」，「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他分析當時是這麼一個充滿危機又充滿機會的世界，應付這樣的環境，曹操最傑出，「雄略冠時，智謀出世，……往往如神，不可勝計」，所以最好依附曹公。
曹操在亂世中以權變出了頭。
曹操的權變，有時成為可怕的欺詐，也可能是成為一個大奸雄形象的原因。
一個可怕的故事是，當他隱姓埋名趕回家鄉準備起兵誅董卓的時候，自己覺得處境危險，十分警惕。因此，路上去投故人呂伯奢家的時候，過分的敏感，以為故人要殺他，就先下手為強，把呂家多口都殺了。事後還悽愴的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又一個故事見《曹瞞傳》。一次行軍時，軍糧不足，管理糧食的辦事人說，用小斛好不好？就是減糧。後來軍士鼓譟了，曹操就對當事人說，要借你的頭來解決了（「特當借君死以壓眾」），把責任推在辦事人身上。借一個人頭，應付過去一件危機。是權變，但很沒有道義。
曹操被罵為奸雄的主要行為，還是由於他把扶漢獻帝。人們認為他其實並不是真的想助漢朝廷，只是借皇帝之名以壓服別人罷了。他其實是在樹立自己的勢力，最後取代漢劉的帝位。所以，這是虛偽，是最大奸雄。《三國演義》以及戲台上的白面曹操，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形象。這樣的批評不能說全對也不能說全錯。不過應該指出一點，曹操誅董卓，平抑「人人欲為公侯」的局面，借助漢朝這面旗幟，是很成功的。他終生一直堅持這個原則。但漢朝本身實在已極弱，扶不起來，曹操的勢力日大，終於為魏公，魏王，由曹丕禪了位，成為魏文帝，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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