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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沒有「相信自己」，只「相信」了一個夢，改變了自己。圖片作者由提供
黃仲鳴
文革時期，一個叫做余華的人，被五花大綁，胸前掛着大牌子，站在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是兩個持槍的軍人，兩旁是陪鬥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台下是烏雲般的人群，聲音如雨點般響着。高音喇叭吐出莊嚴的批判聲，在數着他不同種類的殺人罪。突然爆出了兩句：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那時，沒有什麼上訴，「律師」這個詞語更是聞所未聞。話音剛落，身後一個軍人舉起槍，對準他的太陽穴，「砰」一響，將他擊倒在台上。
這個余華，就是作家余華。這不是生活中的真實，而是一個夢。這個夢，發於一九八九年底某個深夜。他「死」了，夢還沒有醒，他說：
「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着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
這個夢，是余華寫作上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不斷發着被追殺的夢，還沒被殺倒，他便醒了，唯獨這一次，他才徹底完蛋。這個夢，勾起他兒時的記憶，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當然，還有他兒時在醫院的生活，「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而外科醫生父親身上沾的血，「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的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着裡面的腸子和器官。」
這「經驗」，反映在一九八六至八九年間，寫下大量的血腥和暴力作品。這時期的晚上，便發着被追殺的夢；日間，筆下仍湧着血。直到發了這個「完蛋」的夢，他的「空殼腦子」，才清淨了，「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
於是，他寫作的風格開始轉型。於是，很多批評家都好奇地問：他為何轉型了？
直到有一位印度的同行發問，他才「認真回答這個問題」，才寫了一篇《一個記憶回來了》，發表在二○一○年一月號的《文藝爭鳴》上。在此之前，我看了他的《我能否相信自己》這部隨筆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其中有一篇〈我最初的現實〉，雖然有縷述他兒時在醫院的生活，雖然有看到「手術室裡提出來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雖然有看到父親從手術室出來時胸前和手套的鮮血，雖然有看到聽到太平間的慘狀，但還沒說及影響他的寫作風格；那時我已覺得，他的血腥和暴力一定根源在此。人，又怎能忘記這些「特殊」經歷？何況是作家？沈從文寫斬頭那麼出色，就是他的經歷。
《我能否相信自己》中有篇〈三島由紀夫的寫作與生活〉，指「他的寫作覆蓋了他的生活」，指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迷戀的死亡和鮮血，終於站了出來，死亡和鮮血敘述了三島由紀夫」，余華該慶幸他一個完蛋的夢，免於「精神失常」，得於在「精神崩潰的邊緣」勒馬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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