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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上海高校自主招生的六所學校中，有四所不考語文。 資料圖片
——兼評上海部分高校招生不考語文
顧祖釗
「語文」是指語言文字、語言文學，還是語言與文化？我以為三者兼而有之。目前，不論在哪一種意義上，國民的語文水平，都已經到了值得憂慮、值得反思、值得重視的地步了。上海六高校自主招生時竟然有四校不考語文，此事，便是國民語文現狀堪憂的標誌，它的負面影響，切不可等閒視之。如果一個國家的語文狀況到了錯字滿天飛，語句不通、文理不通，缺乏文學、文化常識的現象頻頻出現在電視、廣播和出版物上，經過億萬雙眼睛而得不到糾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某些有影響的高等學府的決策者們不但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還雪上加霜，帶頭歧視語文學科，那麼，國民語文的現狀就更加堪憂了。
從「語言文字」層面講，錯字是最不可原諒了。近期播出的電視連續劇《紅色搖籃》本是一個很好的作品。但是，那「搖籃」的「籃」字，就分明寫錯了！在劇中，還讓被逼下野的蔣介石用錯了「貽笑大方」，將這個一般表示自謙的成語，理解為被眾人看笑話。如果這僅僅是出現在書者和作者那裡的錯誤，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漢語和漢字，本是汪洋大海，每個人在它面前，孰能無過。但是當它作為一個正式的出版物公諸於世時，就不是個人現象，而是一個龐大的文化機構的公共行為了。它經歷了編劇、導演、製作、審查、複審等，這樣幾乎上百道程序，錯字和錯語亦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成了漏網之魚，就變成對我國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的語文水平的懷疑和嘲弄了。錯字和錯語現在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語文教育要負重要責任外，我國的出版業也罪責難逃。這方面我有親身經歷。1992年以來，我在國家級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六本書，而每本都有許多錯誤。但是，當我十分不安地將勘誤表交到出版社時，編輯先生卻拿它不當回事，再版時還是原樣照印。有時我責問編輯為什麼這樣輕率，編輯卻笑嘻嘻地說：「別太認真了，無錯不成書嘛！」真令人憤怒而無奈。文革僅有十年，而文革後錯字滿天飛的現象卻40年沒有改觀，現在到了連斗大的標題居然也會出錯的程度，這難道還是小事嗎？
再看語言與文學。語文課通過教授大量的文學作品來普及文學常識，培養國民的審美情操和審美素質，這在商品經濟社會是更為重要的事，其中的道理這裡就不用說了。文革前，由於狹隘的政治功利干預，文學方面的教學就是一個重災區；文革後「語言派」專家主持語文教育，借「改革」之名，硬要把「語文」解釋為學習「語言文字」，語文的文學常識普及功能、審美教育功能無形中都被弱化，以至於把課文僅當做「文章」來教來讀。造成學生對語文學習不感興趣，不僅學生的審美能力低下，而且連「語言文字」也無法學好。時至今日，語文學界這種急功近利、單打一的教學觀念並沒有得到清算和糾正。這樣幾十下來，問題就成了堆：如今的詩壇成垃圾場，所謂「梨花體」、「第五代」的東西，是詩歌嗎？散文寫作誰是大家？有能與朱自清比肩的人嗎？退一步說有趕上秦牧、劉白羽的人嗎？小說方面，有能和魯迅比肩的人嗎？這樣的現狀雖然不能要語文教學來負責，但也不能說與我們民族長期忽視語言文學的教育沒有關係。一位在「鳳凰衛視」上開講的「大師」，居然拿魯迅的語言開涮：嘲笑魯迅的語言怎樣不通，怎樣彆扭。其實他完全缺乏文學和文學史的常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能夠稱得起有鮮明風格的作家，不過數人而已，魯迅便是大家公認的個人風格最鮮明的一位。這不僅是他個人作為文學大家的藝術上成熟的標誌，而且也標誌着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的高度。魯迅的文學語言，應當說是非常成功的，這也是構成魯迅風格的最突出的藝術要素。不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是非優劣似乎都顛倒了過來，隨着嘲笑前人、解構經典的輕浮舉動成為時髦，在鳳凰衛視開講的那位大師也呼應得即時，竟然譏笑起魯迅的語言。他自稱天下大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卻不知道作家筆下文學語言是不能用普通的標準來衡量的，他所譏笑的「彆扭」和「不通」，不過是文學語言常常採用的「陌生化」的手法，不過是為了增加感知的難度，延長感知的時間，增加語言的「阻拒性」，克服語言的「自動化現象」，而取得更好的審美效果而已。所以，維．什克洛夫斯基說：「詩歌語言（應）是難懂的、晦澀的語言，充滿障礙的語言」。這個被俄國形式主義倡導了一個世紀的文學原則，不知這位大師為什麼一點也不知道。如果連這一點也不知道，你對杜甫的詩句「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該怎樣理解呢？難道也嘲笑一通！其實，在俄國文學史上早有一例，有位語言學教授曾經嘲笑托爾斯泰的語言不通，彆彆扭扭，只能打兩分。結果不但沒有損害托爾斯泰的聲譽，反而是這位教授成了千古笑柄。想不到，歷史的重演如此相似。
同樣，在語言文化的層面上，問題亦然很嚴重。央視《國寶檔案》，應當說是一個文化含量很高的欄目。但是，只見一次主持人解說道：「有一天，孔子來到一座廟……」而在主持人的背景裡，真的馬上出現一座佛堂，裡面還有觀音的塑像！一方面解說詞的撰寫者寫得含糊，不知孔子的時代並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廟」，充其量不過是祖廟。另一方面配畫者不知道，佛教在東漢時才傳入中原，孔子那個時代，是做夢也想不出今天佛堂的樣子的。對於這種「張飛殺岳飛」式的笑話，從編導到審查都沒有發現，又成了一個文化機構的公共行為，真讓人哭笑不得！
就在國民語文如此堪憂的狀況下，上海六高校自主招生時，四校竟然不考語文。教育部是給了你自主招生的權力，但卻沒有給你輕視語文的權力！其實決策人如此決策，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表現。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對科技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嚴肅批判和深刻反思，已經是當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景觀。可是我們目前有些人，卻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上海四校決策者顯然認為，只有科技知識才是最重要、最有用的，這種「單面人」的培養模式，就是科技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典型的表現。這種做法的不妥，只要舉個例子就會明白。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國家提倡「又紅又專」，報紙上曾發表過錢學森的讀書計劃，他給自己規定要背誦五百篇古文。從這種對語文實施「惡補」的學習計劃中，我們可以看到語文對於科研工作者來說，並非可有可無。請注意，此時可正處於我們國家「兩彈一星」的攻堅階段，表面上看，錢學森此舉不是太不明智了嗎？而在四校的決策者看來，可能就更不能理解了：按他們的邏輯，一個學理工的學生，似乎從中學階段就可以視語文可有可無了，更何況像錢學森這樣功成名就的著名科學家呢？然而，在錢學森和六校決策者之間，到底誰是二百五呢？
所以，四校決策者的做法不僅有違於教育規律，而且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教訓，已達無知的程度。試問這樣的「左」撇子和單打一的教學思想，能辦好國家的重點院校嗎？能培養出錢學森式的人才嗎？國家怎麼會把辦好重點院校的責任交到這樣一群沒有任何現代文化眼光的人手中呢？（作者為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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