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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家輝 攝：彭子文
余宇康現時仍任港大內科學系名譽教授，同時亦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教授、律敦治醫院及瑪嘉烈醫院名譽顧問醫生，他又熱心支持香港內科醫學院的工作，除了擔任創院名譽秘書，並於98至04年間擔任院長，現時是高級內科醫生培訓委員會的主席。筆者在08年中大頒發獎學金予14歲資優生何凱琳時，聽過余宇康說何凱琳是難得人才，年輕、有熱心、成績好，醫學院很需要這些人才，而當天訪問他時，他還說，做醫生難，教醫生更難。
訪問當天，跟攝影師在余宇康位於中環的診所等待，還有幾個病人等着，期間有一兩個病人入來。終於等到所有病人離開，我們可以看醫生了，幸好我們來不是因為有病。筆者還是有點怕，因為自小就覺得醫生掌握我們的生死，很有威嚴。不過，那時余宇康原來正用手機打短訊，之後笑着說：「又有訪問，我甚麼都說過了。」
這年頭難當好醫生
不知大家認不認識余宇康，他有「腎科教父」之稱，是首名將洗腎技術引入香港的醫生，其父余朝光是廣華醫院前院長，而兄弟包括了寶血醫院前院長余宇楷，因繼承父親油麻地的診所，為老弱傷殘提供優惠，所以被稱為「流氓俠醫」，還有胸肺專家余宇超和兒科權威余宇熙等，可謂一門多傑。
「現在做醫生很難，為甚麼？一來有很多新事物及技術要學，要不停update，迫着我們去學。二來隨着教育水平提升，病人的要求愈來愈高。三來病人也懂得自己的權益，所以當出現爭執時，我們隨時會被人告。」余宇康更笑說，現在醫生的地位仍然高，但已大不如前。「除了因為病人權益高了，也因為社會氣氛，還有就是自己不爭氣。」
「做醫生是講心的，我們不只是睇病，而是要睇人，我今天由早上到現在，看了十二個病人。我不只要了解他們患甚麼病，更要知道他們的生活、工作等，但先要得到他們的信任，才能獲得他們的尊重。」
上一代說下一代
跟余宇康說做醫生，他已說要向病人解釋病情、用甚麼藥，這些都很難，但一說到教醫生，他便說更難。「在一班學生中，可能有5%是尖子，他們很出眾，很明白自己要做甚麼，他們其實不大需要我們教；另有5%無得教；其餘的90%才要我們教。」 余宇康在1958年獲頒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之後在瑪麗醫院完成臨床培訓，並往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醫院參與研究，於1966年獲授哲學博士學位。其後，他返回港大任教，於內科學系擔任講師及高級講師等職。1973年，他開始私人執業，但繼續在港大擔任名譽臨床講師，之後又升任名譽臨床教授。他一直秉持改善香港醫療教育的信念，多年來致力提升香港醫生的培訓教育、醫院服務及醫療界的水平。
「教醫生，重在教他們明白如何斷診，除了課堂教學之外，很多都是透過臨床經驗所得的，但除了這些以外，我還是認為醫德最重要。」
筆者反而對他教學生感興趣。「我常說，一代跟一代不同，這一代的學生很懂得complain，不滿意老師太嚴格就會投訴，即使家長也會代學生出頭，我們以前怎會隨便投訴。另外，好像這一代會為『加班』爭『補水』，以前我們不會的，我不是說要加班費不對，只是想說我們以前覺得捱是很正常的。」
聽余宇康說着，筆者愈加感到他很會說話，或者誠如他說，教醫生時，溝通是重要的一環，不但要跟學生溝通，也要學生學懂如何跟病人溝通。
攝影助自己解壓
如前文所介紹，余宇康其實身兼很多職務，除了自己的診所，又要到不同的大學及醫院教授，以及他與醫學有關的公務等，但眼前的余宇康，完全沒有老頭子的感覺。
他現在是高級內科醫生培訓委員會的主席，對於考試，他更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考試一定要公平及有透明度，尤其是考核醫生，我主張即使不合格，也一定要有報告，列出學生不合格的地方。我們不是要他們死，而是要他們明白自己錯在哪裡，讓他們可以改善。」
談着談着，從做醫生說到教醫生，從平時興趣聊到攝影心得。「我很重視運動，如果時間許可，我可以每天去跑步。」
不過，攝影仍是余宇康最大的興趣，診所內除了掛了幾幅佳作，地上還擺放了幾張。「這些是早前跟朋友到內地拍的梅花節……你看不看出這是甚麼呢？」談起攝影，他便會變成另一個樣子，不再嚴肅，而是一種悠然自得。「我在中學時開始玩攝影，但大學後便放下了，在十多年前再重新拿起相機。攝影可以讓我放下一切，甚麼都不用想，從做醫生的壓力中完全解脫出來，而且很多醫生都是同道中人。」
在筆者面前的，就是一個教醫生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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