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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礪青
書名：音樂的極境
作者：愛德華．薩依德
譯者：彭淮棟
出版：太陽社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19日
定價：港幣166元
音樂是個人品味的反映，而個人品味是教養和教育的結果。弔詭的是，音樂只是一連串聲音，而樂理、和聲、對位及音樂學知識就是如何處理聲音的技術和知識，古典音樂卻涉及太多宗教、文化，甚至政治的因素，而超越大眾口味及技術討論的樂評人寥寥無幾。薩依德卻是異數。
作為後殖民論述與文化研究的大師，薩依德在學術生涯中筆耕不綴地寫作，他的新書不斷揭露（uncover）他在文化研究背後的其他面孔，例如呼籲以巴和平的公共知識分子；薩依德的讀者也經常忽略他的鋼琴家身份，現在透過《音樂的極境》，大家會更清楚他的樂評人身份。
另一方面，音樂亦不單是個人品味的問題，據他的妻子瑪麗安說，薩依德對古典音樂的興趣源於其母親對音樂藝術的愛好，音樂成為母子倆溝通的渠道，甚至對薩依德來說，音樂主題與結構的複雜性與母親的頑疾和辭世扭結在一起。這番話令人聯想到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意結。對薩依德讀者來說，這種音樂的母性想像也許還應該結合薩依德對巴勒斯坦母國的複雜情感。
對母親的愛激發對音樂的興趣。在這種興趣的驅使下，薩依德自1986年起為《Nation》雜誌撰寫樂評，更認真地聆聽每首樂曲及每齣歌劇的不同灌錄版本。討論音樂的時候，他亦發揮學術研究的優勢，從文化角度出發，援引文學典故，更加入不少批判性意見，甚至與讀者探討演奏者的意識形態的問題。薩依德曾撰文批評像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這類大劇院，因為它的劇目反映了「政治正確」的考慮，導演對歌劇的詮釋也無不呼應政治、歷史與社會運動的影響；相反，地區歌劇院卻能避免這些影響，也能夠發掘冷門歌劇，例如布魯克森音樂學會（BAM）演出阿當斯（John Adams）那齣題材涉及巴勒斯坦難民的《克林霍夫之死》（Death of Klinghoffer）。
在《音樂的極境》裡，作者也不免討論許多關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問題，例如他屢次在樂評中回應了以色列極右言論對華格納歌劇和在以色列上演華格納歌劇的反對。在華格納的思想裡有強烈的反猶傾向，他也將條頓民族神話引入歌劇，因而被納粹德國奉為音樂的圭臬，甚至華格納的曾孫曾在其曾祖父的評傳中，集中討論華格納家族與納粹主義政權的關係，並以華格納家族主持的拜魯特音樂節（上演華格納歌劇的音樂活動）作例子。對於華格納其人其樂，阿多諾曾作出過嚴厲的批判，薩依德卻反對阿多諾以至以色列學者的指責。
這方面也反映出薩依德的強烈政治傾向，雖然他貫穿全書的一個呼籲是「音樂應該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然而這卻不是一種音樂中立的期許，而是藉此回應西方主流意識形態，還給音樂一個不受文化霸權扭曲的位置，難道這種立場與《東方主義》中的批判態度截然不同嗎﹖在薩依德討論的歌劇中，也有很多在情節上屬「東方主義」的題材，例如《特洛伊人》、《阿爾及爾的意大利女人》等歌劇就充滿地中海及北非的色彩。
書中亦帶出關於歌劇的時代背景以至詮釋方法的問題，令討論變得更有趣，也更有爭議性。薩依德總是以文化史的態度，去討論歌劇的詮釋應該怎樣，所以對音樂演奏和唱功方面較少着筆。他對克萊伯（Carlos Kleiber）演繹的《玫瑰騎士》頗多抱怨，不是因為音樂不美妙（恰恰相反，克萊伯的版本在音樂上無懈可擊），而是因為克萊伯高度風格化地將歌劇解讀成十九世紀維也納時代喜劇，依照薩依德的看法，施特勞斯的這齣歌劇卻屬於二十世紀。
本書原名「Music at the Limit」，比中譯名稱更能展示內容的神髓——那是一次又一次企圖站在音樂的界線上，卻以超越音樂範疇的角度來討論音樂。十九世紀的漢斯里克雖曾對浪漫主義大聲疾呼「純粹的音樂性」，隨着十九世紀歐洲思潮的發展，音樂卻難免摻雜更多其他文化元素，也更值得討論。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薩依德老是討論十九世紀以降的音樂，並大幅討論莫札特、華格納及理察施特勞斯所創作的充滿文化意涵的歌劇，對巴赫與海頓時代的純音樂作品反而興趣索然，正如桑塔格亦僅就華格納歌劇發表過一篇關於音樂的文章：〈流動的華格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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