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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Wolfgang Kubin）隨身帶備小字典，訪問前後，他拿着小字典翻查港式詞語，在旁邊標注潦草的德文。假使在這本字典裡找詞語形容他，大概是嚴肅和沉重吧？從外表看去，他有很多需要面對的問題，不得不皺着眉頭。 ■文：李卓賢（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人為甚麼會逃避沉重的問題呢？」我最後忍不住問。
「因為人喜歡騙自己。就像魯迅的阿Q一樣，把失敗當成是勝利。
「今天阿Q精神仍在，不光在中國，德國、美國，全世界都有。
「但這是很正常的。我們是人，要面對自己是很難的，所以一般的人都選擇逃跑、欺騙自己，這是我們為甚麼需要文學；文學不允許我們逃跑。」
對顧彬而言，「甚麼是人」、「人應該怎樣做」是他從小思考的問題，這與他的哲學、宗教背景不無關係。六十年代，他到大學讀書，當時西德學院風氣崇尚科學，人的思考並不重要，他只好選擇從小就較擅長的外語，而在學習古代漢語的過程中，他了解到孔孟思想對人的重視，那時候開始，他在漢學上專注下來。
中國評論者說顧彬經常炮轟中國，但他們忽略了公平地參照漢學家的個人學術史。他在1973年以《論杜牧的抒情詩》得到博士學位，次年來到北京學習現代漢語，對中國文化一直抱有好感。他回國後，適逢中國與西德建立邦交，現代漢語一時間受到西德政府以至學院重視，他到柏林自由大學當講師，教現代漢語和中國現代文學。
顧彬形容，八十年代的柏林自由大學是一所「紅」的大學，不需要古典的東西，他只能做私人的中國古典研究，加上政治環境讓他不感興趣。意外的是，當時的波恩大學是一所傳統的大學，不關心甚麼政治，於是請他到該處任中文系教授，教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1995年，他得以轉到漢學系，終於可以專注研究古代的中國，近年正積極編著共十卷的《中國文學史》，是現時漢學界最大規模的中國文學史。「我不是甚麼派，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我的心不在當代，都在古代、中世紀。」執着與理想，證明他生錯了時代。
生錯了時代，貼錯的標籤
不僅他生錯了時代，中國的媒體也愛把古典學者炒作成敵人。2007年，他接受中國記者訪問時，說了棉棉、虹影、衛慧的作品是垃圾，被內地媒體局部轉載成「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引起憤青嘩然。甚至記者最近和一位文學家談及顧彬，他仍會說：噢，是說中國文學是垃圾的那個嗎？
當然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他真有批評過莫言四十三天寫完《生死疲勞》不夠認真、看不下金庸的作品。他直截了當地說話，不太懂得保護自己。
顧彬認為，他與中國人對他的評價恰好相反，事實上他經常讚揚中國有一流的詩人。然而問題在於：「一批批評家和作家，老覺得小說是文學，文學就是小說，他們跟本不在乎有甚麼散文、話劇、詩歌。」
「對他們來說，詩歌不代表文學，所以如果從小說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話，我只能說中國的文學有一點困難和問題。」
他續稱，中國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較好的小說，例如他是認同王安憶的《長恨歌》。另一方面也喜歡莫言、余華的做人處世和勇敢，在外國記者面前直言不少社會問題。雖然他們兩人沒有寫顧彬喜歡的小說，但顧彬認為也應該承認兩人的小說有不錯的地方。
「雖然我老在公開批評他們，這不是說我不喜歡他們和不承認他們，他們也寫過一些應該研究和思考的東西，但他們的小說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一個問題，（卻不是最好的。）」
顧彬認為當代最好的文學家應該包括詩人。最近，他在德國出版了一本後朦朧詩集，包括西川、歐陽江河、王家新等八位詩人，翻譯過程「困難得要命」，去年也出了北島、梁秉鈞的詩集，都成為每月的好書之一。
「最近有一個李敖，他在報道說我根本不看中國當代文學，還在批判中國當代文學。那是開玩笑的！我每天都翻譯，只是中國作家太多了！」
談中國作家
他評論中國作者的，還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我其實不止寫過這本書，我寫過《中國古典詩歌史》、《中國古代散文史》。我完成了《中國戲劇史》也已經發表了，所以《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不過是我中國文學史的一本，奇怪的是對中國人來說這是我最重要的書。」被問及哪一本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他說是《中國古典詩歌史》，此書在2002年出版，但至今未有在中國出版。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裡，以及在其他場合，顧彬亦批評過中國作家不懂外語，只關注賺錢。
「資本主義對作家的影響很大，但是有作家很想反對這種現象，比方說張承志，但他對中國精神的批判有一點過分，但是大部分作家們因為92年以後中國的經濟興旺發達得很，他們也從中得到好處。」在顧彬眼中，今天中國作家有不少「百萬富翁」，現在更「多得要命」，跟「資本家一模一樣」，最成功的賺到100萬歐元；即使是詩人，雖然賺不了很多錢，仍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
顧彬認為「他們其實都做得不錯」，現時也沒有碰到生活有困難的作家，但他猜測，不少中國作家因為經濟情況不錯，所以不太想批評社會上貧富懸殊之類的現象。
至於中國作家不懂外語，顧彬認為是因為他們不想學。很少中國作家會外語。西川的英語好，剛剛去世的張棗德文很好，高行健的法語很好，但其他作家就算住過美國、英語國家卻連Broken English也不行，他們不能夠用英語和外國人交流，德文他們更不會學，他們不想學，我也更不會要求他們去學。」
去年11月，在北京漢學大會，顧彬主持的「中國文學與當代漢學的互動」圓桌會議上，部分學者對「中國學者應該用中國方式來研究中國」展開激烈的爭辯。當時顧彬教授以布萊希特受《道德經》影響為例，認為在中國研究上，中國與西方的方式都應該採用。顧彬也對記者指出，只有參閱原文，才能全面接觸作者的思想。
其實現時有不少中國人以外語寫作，理論上算是精通外語，但顧彬認為那不屬於中國文學，例如哈金，「他拿了美國護照」，用英文寫作，就不屬於中國文學。至於分別在於，雖然中國作家和外文作家也「老是寫中國」，但寫作方法就不一樣，顧彬說莫言會寫祖國的人吃小孩像吃烤肉，但以外文書寫的中國人，就不會用這種比喻的表現手法。
談及最近去世的張棗，顧彬表示自己在德國翻譯了他的作品，但對方近年已沒有寫詩：「我不喜歡人家浪費才能，也不喜歡人特別懶。我覺得工作是我們的任務，但張棗的身子不是用來多工作，他是多喝酒、多吃飯、多玩。所以他是浪費了自己了不起的才能。本來他應該多翻譯我們德國的詩人。我跟他約好了，他在中國出我的書，我在德國出他的書。最後他一首詩都沒有翻譯。他的書則是去年在德國出版的，一本非常漂亮的書。」
媲美傳統小品的遊記
顧彬是次留港，是為嶺大香港賽馬會傑出現代文學訪問教授計劃邀請當駐校學者。其實早在1974年，他已經來過香港。
「第一次來是1974年，因為那時去北京學中文，要坐飛機到香港，然後坐Star Ferry轉火車到北京，那是一段很長的路。75年第二次來香港，很不喜歡，認為那是資本主義的中心。我不喜歡資本主義。」顧彬指對香港改觀的原因，是因為認識了梁秉鈞，那時發現香港也有文學也有文化，還有在九十年代在香港與朋友爬山，那時才發現香港風景很美。他曾因為這樣，寫過好多香港與澳門的遊記，並自言在蘇東坡的影響下，寫下這些可以與中國傳統小品媲美的文章，很快在德國賣光，得以再版。
他在香港也有不少文化人和攝影家朋友，如朱德華等，不時跟他們合作，當中他最欣賞梁秉鈞，他喜歡他的cosmopolitism，會從英語等不同語言去考慮中國問題之餘，更是一個經常以旅遊擴闊視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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