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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來華演出的情景。 網上圖片
吳洪森
2010年5月7日，朋友翁思再邀請我和吳俊、蘭泉到世博會文化中心觀看費城交響樂團演出。當我坐到場子裡，看見舞台前方所懸掛的費城交響樂團巨大標牌，突然想起，這是我平生第二次觀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了。
上一次是1973年秋天。
37年前，中國還處於嚴酷的文革之中，反帝反修是報紙和廣播每天必談的主題，反帝就是反美帝國主義，反修就是反蘇聯修正主義。我們每天都被教育，要以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立志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不但要掃蕩中國的封、資、修，消滅一切企圖復辟的階級敵人，還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在帝國主義統治下過着水深火熱生活的人民。突然，1972年初，尼克松來訪了。黨和政府，從上到下層層傳達的解釋是：美帝國主義到中國來投降了。
尼克松訪華所產生的震撼還沒過去，一年半之後，《參考消息》通過轉譯外電的方式披露了美國費城交響樂團即將來華演出。這是西方世界第一個來華演出的交響樂團。從文革爆發開始，交響樂一直是被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徵來批判的。1967年夏，我大弟的同班同學，也是我的密友趙耀武，悄悄告訴我，他在他姨夫的儲藏室裡發現一個帶唱機的落地收音機，還有一些老唱片。
「哇！那我們去聽聽。」
「帶你們去聽可以，一定要十分小心！出了事情不得了。」趙耀武特別叮囑道。
午飯後，我和大弟以及鄰居永海分別到他姨夫家。這時間，愛監督敵情愛打小報告的里弄老太太們午睡了，我們可以趁機潛入。
我們盡量不發出一點聲響，把落地收音機挪到廳裡，再把隱藏在儲藏室裡的一疊膠木唱片拿出來，這是我第二次見到膠木唱片，第一次是66年抄家風潮中，我們經常看到紅衛兵把抄出的唱片，扔在地上用腳踩或者扔到火裡燒。
因為被禁止，反而激發了我們對交響樂的好奇心。我們把78轉的膠木唱片放在落地收音機上的留聲機裡，不敢打開音響，耳朵湊近留聲機，聽着唱針在唱片上滑動時發出的非常輕微的音樂聲。
就這樣，我們幾個少年第一次接觸了貝多芬、莫扎特、蕭邦、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西方古典音樂。
趙耀武姨夫還收藏了一些解放以前百代唱片公司發行的周璇和王人美的唱片。聽着這些被定性為黃色反動的靡靡之音，我們既緊張好奇，又有着冒險犯罪的快感。
可惜，每天午後偷聽音樂的好日子不久就結束了。有天，趙耀武姨夫嚴厲盤問他是否動了儲藏室裡的落地收音機？他只承認到儲藏室裡找過東西，移動過落地收音機，堅決否認曾經聽過音樂。
此後，他姨夫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儲藏室門，伸手去撫摸落地收音機是否發熱。
從姨夫嚴峻的神態，趙耀武意識到偷聽反動音樂的活動不能再進行了。
因為一旦被揭發，倒霉的是大人，他姨夫很可能因此被逮捕，扣上教唆青少年的罪名，更是罪加一等。
兩年後，我到江西九江修水山區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同一個知青集體戶的劉雍，比我年長四歲，上海復旦中學68屆高中生。他喜愛交響樂，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可以把貝多芬第三、第五和第九交響樂的旋律從頭哼唱到尾。他帶到農村的書籍裡，就有關於交響樂的，我記得有本柏遼茲的書，專門分析和介紹貝多芬九首交響樂的，我似懂非懂地看了兩遍，再聽劉雍的講解，明白了很多。
1973年，《參考消息》披露費城交響樂團即將來華演出的時候，我們倆都已經在九江工作了，劉雍是非常激動地和我談論這消息的。1973年秋天，假如不是正巧廠裡派我到上海出差，我是絕無機會看美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的。
來上海之前，費城交響樂團在北京演了四場，上海只演兩場。票子之緊張可想而知。離開演出的場地—上海市革委大禮堂還有500米之遠，沿路就不停有人在問有退票嗎有退票嗎？
所有的票子都是通過組織系統發放的，每張票子都能查到是通過哪個系統發放到哪個單位的個人的，以確保萬一出現什麼政治問題，就能立即查到當事人。
在費城交響樂團來之前，曾經有人請示上級：觀看演出的時候是否可以鼓掌？
這個請示經過層層上報之後，最後上級來了指示：為了表示中國人民的禮貌和對美國人民的友好，在演出過程中可以適當鼓掌。
有了上級的這個指示，鼓掌就合法了。
我不明白，明知不會有人退票，為什麼沿路還是有那麼多人懷着幾乎不存在的希望在乞討般的等候退票？每張票子背後都蓋着「非賣品」的藍色印章，誰敢拿這種票子去換錢呢？再說，他們用什麼去交換別人手中的票子呢？也許是糧票、手錶票、自行車票諸如此類的購物票證。這是我至今沒搞明白的事情，當時我只想趕緊擺脫他們的糾纏，根本沒興趣去看他們伸出的手掌裡握着什麼。
「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來華演出」，豎寫的巨大標牌，伸展在市革委大禮堂牆外的空中。標牌是深藍底色上寫的黑字。儘管事先已經從《參考消息》上看到過《紐約時報》對這塊第一次出現在共產黨國家的廣告牌的介紹，親眼看見，還是感受到這塊標牌靜謐而震撼的力量。
思再問我，票子這麼緊張，你那時怎麼弄到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我爸單位上發的票子。
我爸那時在一個涉外單位當個小幹部，經常可以得到文藝演出的票子。
和1973年的演出一樣，費城交響樂團2010年5月7日在上海世博會的演出，也是以演奏中美兩國的國歌開場。上次中國國歌奏完，美國國歌響起時，不少觀眾遲疑着是否還該站着，看看左右都繼續站着，自己也就放心地站着了。
這次費城交響樂團演奏的中國國歌，去掉了幾個短促停頓，使得《義勇軍進行曲》的戰鬥性減弱了，卻表現得華麗典雅和大氣。當我像37年前一樣，恭恭敬敬的佇立着聆聽費城交響樂團演奏中國國歌的時候，心裡不由感歎，為什麼我們的國歌也是美國的交響樂團演奏得好聽呢？而37年前聆聽費城交響樂團演奏中國國歌的時候，我沒有任何想法，只是內心莫名其妙的激動和感動。如果說有什麼想法的話，那就是有着一份驕傲：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全球領袖，也不得不演奏中國國歌了。
費城交響樂團每次來華演出，都會邀請一個中國演奏家一起參與演出。這個慣例不知是否1973年首次來華演出形成的。那次參與演出的是鋼琴家殷承宗。殷承宗是文革期間最走紅的演奏家，是江青的御用鋼琴師。他配合費城交響樂團演奏的是鋼琴協奏曲《黃河頌》。這是一首作為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獻禮作品。
說實話，我一點也不喜歡殷承宗的表演。他的身材過於肥胖臃腫，卻偏偏很不知趣的在鋼琴上狠命的死命的不斷扭動，他那樣瘋狂的敲打琴鍵，似乎對鋼琴充滿了仇恨。
他幅度過大的動作，姿態過於誇張的表演，讓人看了感到痛苦，不舒服。以至於我無法靜心去聽他鋼琴的聲音。儘管整個大禮堂的觀眾都屏聲息氣靜謐地觀看着演出，我還是忍不住側轉頭來，對身旁的人說話……
回憶到這兒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當年我不是一個人去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的，坐在我旁邊的還有我的小弟弟洪康。
當年的票子那麼緊張，我父親是絕不可能弄到兩張票子的。
那麼這票子是哪兒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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