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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非華人地區推廣中樂，也是閻惠昌努力的方向。
文：文匯報 閻：閻惠昌
文：您當年已經在中央民族樂團做首席指揮，那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位置，但你為什麼選擇離開？
閻：當時內地的《瞭望》雜誌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說中國音樂界發生了一個小地震，就是閻惠昌辭職了。但我辭職的時候講過，要讓中央民族樂團有更好的發展，就要讓指揮有更好的修養和藝術水平。我覺得，當時我的藝術水平不能夠適應中央民族樂團未來的發展，因此，我尋求一個閉關進修的機會。
我辭職之後曾受邀在北京的四通集團新產品實業開發部當音樂指導，那也是一個難得的進修過程。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受邀與北京的許多交響樂團合作，反而跟民樂合作較少，比如錄製電視劇、電影音樂、錄唱片等，都為我積累了很好的經驗。我93年曾去俄羅斯與他們的愛樂樂團合作，錄製西方經典作品及中國作品專輯，對於如何指揮外國音樂家演奏中國音樂獲得難得的經驗。與交響樂團的合作，讓我可以更加直接的了解西樂，對我們民族樂團的藝術發展帶來新的思考和要求，從而幫助我在民族音樂有更好的發展。
文：香港中樂團與流行音樂的合作嘗試，是創想麼？
閻：我不覺得是。其實我早在北京中央民族樂團時，就有了輕音樂小組，只是沒有形成很大的氣候。一般的香港人平日都很繁忙，接觸最多的是流行文化，尤其是70、80年代電視劇主題曲對他們中年一代的人的成長影響很大，是他們的集體回憶。中樂團只是通過藝術化的手段進行重新編曲，讓流行音樂優雅化。甚至有人說，器樂演奏出來的效果比歌星演唱更加優美動聽。每年我們都搞這樣的音樂會，票房也非常好。
文：你們在cross-over方面其實走得很早？
閻：其實cross-over開始是1998年。1997年我來的時候，先做的是華夏風情系列，比較傳統的中樂。到第二年的時候立刻就改了，因為我喜歡上網，經常要看看最近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我覺得，從時代發展來說，cross-over肯定是將來的一個趨勢，但是要尋根溯源的話，中國民族音樂本身在古代也不是一開始就把樂器獨立出來的，而是歌唱、舞蹈和器樂融為一體的，這是民族音樂的原貌。只不過後來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才逐漸分離。就像古代文人視琴、棋、書、畫為本身必修的修為一樣。
利用這種跨界形式，就可以把原來是戲劇的、舞蹈的或者中國畫的部分觀眾也吸引進來。所以，1998年的樂季，我們用了很多多媒體。比如「畫．樂．緣」音樂會，是繪畫、書法與音樂的配合；後來還做文學節，從《紅樓夢》到《鹿鼎記》，和文學配合；另外還有樂與茶，一邊品茶一邊聽音樂，由高段師傅現場給觀眾泡茶。還比如通過音樂講禪的智慧，我們在香港大會堂裡，像電視的清談節目一樣，先讓觀眾聆聽某首作品，再分享裡面的人生智慧，觀眾現場反應非常好。2000年，在大家紛紛趨於多媒體製作時，我們回歸本位，做純音樂，這也是一種市場的策略。
文：香港中樂團一直走在華人中樂界的前面，那麼，再往前的方向會是什麼？
閻：音樂是無止境的，在推廣中國音樂的廣度與深度方面，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我們在教育方面發揮的功能，特別是在國外非華人地區的推廣工作還可以做得更好。樂器的研究部分還在開發過程中；與民同樂的部分還要不斷地創造新的東西，此外還有出版。所以教育、推廣、出版、科研、學術，以及我們最重要的演出本體，都是要不斷努力才能發展得更好。
以前我們只是演出和社區服務，現在多了那麼多的項目，但政府的撥款並未增加。我最近到國家交響樂團指揮，他們的人看到我說：你們香港中樂團不得了，我說：你怎麼對中樂這麼關注，對方說：你們的影響太大了，比如樂器改革什麼的。這是我沒想到的，說明我們的努力已經跨越民樂界，受到社會更廣泛的支持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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