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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然
劉曉波在內地的同輩人中是不受歡迎的。其原因並不完全是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而主要是他對李澤厚先生的批判和對中國文化的謾罵。縱覽古今中外，像劉曉波這樣鄙視中國人種、肆意醜化中國文化、公開出賣祖國去做別人殖民地的言論，實屬罕見。
為了一舉成名攻擊李澤厚
坦誠地說，劉曉波在內地的同輩人中是不受歡迎的。其原因並不完全是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而主要是他對李澤厚先生的批判和對中國文化的謾罵。李澤厚先生是改革開放初期（上個世紀80年代）內地知識界思想解放的旗手，是絕大多數年輕人的「精神導師」。而作為晚輩的劉曉波為了一舉成名，對李澤厚先生的學術觀點進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批判，學理上的歪曲，甚至人身攻擊。
劉曉波對李澤厚先生的這一舉動在學術界和青年人中是不得人心的。李澤厚先生的學術研究當然可以批評、可以超越，但採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文革」手法，只會讓人感到劉曉波還帶有「紅衛兵」的遺風。倒是李澤厚先生對劉曉波的非理性批判所表現出來的寬容氣度，使人更感李先生的人格魅力。
對中國傳統文化非理性的謾罵
劉曉波最為同輩人詬病的，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非理性的謾罵。在劉曉波眼中，中國文化全都是些「大雜燴」，是一條「劣根」，「早該後繼無人」，他說：「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中國人無根可尋，或者說根本不用去『尋根』。根從先秦一直延續到當代中國，從未斷裂過。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這條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是這條根所生長出來的果實。進行改革，追求現代化就是要斬斷這條劣根」（《華人世界》1989年第2期）。「人類的不少弱點是共同的，只不過中國人把它發展到他媽的沒法再『操蛋』」（《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平愈來愈低」（《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中國》1986年第10期）。
甘做「挖祖墳的不肖子孫」
在劉曉波看來，中國文化之所以一無是處，是因為中國人種不行。他說：「我覺得新時期文學絲毫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相反卻暗伏著重重危機，而擺脫這些危機，鑒於很多原因，有些不僅是民族性的東西，我甚至感到與人種不無關係的」（《深圳青年報》1986年10月3日），「我承認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
因此，劉曉波主張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是全盤西化，他為此願意做一個「挖祖墳的不肖子孫」。他說：「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為了全盤西化，劉曉波在回答記者「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時，竟然公開主張：「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300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肖子孫，且以為榮」（《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
縱覽古今中外，像劉曉波這樣鄙視中國人種、肆意醜化中國文化、公開出賣祖國去做別人殖民地的言論，實屬罕見。劉曉波的同輩人大都經歷過「文革」，因而都具有強烈的「民主」、「法治」和「人權」情結，推動過一次又一次的學潮。但其中大多數人都沒有劉曉波那種「挖中國文化祖墳」、「做300年殖民地」的偏激情結。他的偏激情結，導致不少人不相信他會為中國前途開出一具真正維護中國人尊嚴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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