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淑賢
聖誕假期,看到電視播出美國版的《談談情跳跳舞》。
這本來是日本導演周防正行一九九六年叫好叫座的作品,女主角草刈民代叫人一見難忘,而扮演過著朝九晚五枯燥生活的上班族的男主角役所廣司,也入型入格。美國版換了李察基爾,女角是個擅舞的拉丁裔美女,不過美國版並不好看。日本版精彩,主要是故事鮮活而有說服力:非常壓抑的日本中年上班一族,偏去學跳熱辣辣的社交舞來找回人生樂趣,還一直瞞著太太,暗地去上課和比賽,直至東窗事發。故事由日本人夫子自道,觀眾很受落。
可故事一搬到美國,社會和文化結構不同,上班族心理狀態也不同,李察基爾的行為便很難理解。他為甚麼要瞞著太太去學舞呢?太太也沒理由一直不懷疑。在標榜事事攤開說清楚的美國文化裡,這種曖昧、顧左右而言他的狀態,很難想像可以維持這樣久,而日本故事裡各種價值觀的強烈對比,到了西方便不那麼鮮明,撐不起整套電影。
東方故事搬到西方,由我們東方人看,會不順眼。但相反又如何?聖誕檔期上映的宮崎駿「吉卜力工作室」最新作品《借東西的小矮人:亞莉亞蒂》,便是改編自英國作家Mary Norton的兒童故事《The Borrowers》。影片雖由年輕的米林宏昌執導,但有吉卜力出品的一貫風格:畫工細膩,充滿大自然氣息,情感細密。據說宮崎駿多年來一直想把這故事拍出來,今次編劇仍親自操刀。
由東方人改拍西方人的故事,效果怎樣呢?可能香港人早就接受了日本流行文化,包括宮崎駿以前的洋故事作品,也包括軟綿綿的日式「偽歐陸」麵包,UCC日式咖啡西餐,和洋人樣貌的動漫人物,所以看得舒服,沒任何異樣感覺。
如有機會,很想問問老外,他們看宮崎駿的「洋化」作品,有沒有我們看洋人拍的《談談情跳跳舞》那種突兀感覺。所以,問題的癥結,可能不在於電影本身,而在於有沒有教育好一群接受某種crossover的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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