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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要解決香港M型社會的問題，必須多管齊下，無法依靠單一的藥方。筆者認為，首先依然是發展經濟，只有經濟增長，社會才能贏得時間去面對問題。而且，香港必須更加重視與珠三角的融合，一方面擴大自己的經濟腹地，為香港的高端服務業開拓更大的天地，同時也吸引更多的內資內企南來，通過香港走向世界，在北上南下的交流過程中，培育多個本土經濟的新增長點，創造出一大批低技術的職位，去吸納低學歷的勞工，讓他們也能分享整體經濟增長的成果。
M型社會，是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創造的名詞。所形容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下，人類財富板塊出現大規模漂移重整，M字左邊的低收入人士及右邊的高收入人士人數愈來愈多，富者財富快速攀升，貧者越來越窮，而社會賴以穩定的基礎─中產階級，則因不斷失去競爭力而沉淪，社會財富分配在中層出現明顯缺口，形成向下流失的現象。
M型社會已是西方世界普遍現象
M型社會是否已經在香港出現，當局和學者各執一詞。但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去年8月5日發表的民調結果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市民認為目前「最急需處理的社會問題」中，「貧富懸殊問題」高佔首位，這對於特區政府以至中央，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此同時，香港的堅尼系數已超過0.533，躋身世界前列。作為經濟高度發達的國際級大都會，竟有這麼高的堅尼系數，實在令港人汗顏。
大前研一指出，M型社會已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現象。根據統計，可以肯定日本目前已有八成人口淪為中低收入階層。在這個新形態的社會裡，如果企業與個人都不進行自救，政府又繼續往錯誤的方向施政，惡性循環之下，社會的失業率和物價將年年上揚，收入永遠跟不上物價，整個社會對於未來都將失去奮鬥再起的雄心。至於美國，大前認為美國比日本更早步入M型社會─美國最富裕的1%的家庭，只要拿出他們財富中僅1%的收入，就等於社會底層兩千萬個家庭的收入總和。這樣巨大的貧富懸殊，背後必然是嚴峻的社會矛盾和危機。
香港貧富懸殊狀況日益嚴重
回過頭來再看香港，滙豐銀行最近一項調查顯示，香港的富裕人士是亞太區內最富有的一群，人均流動資產值超過30萬美元，比新加坡及台灣高出接近一倍。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作的研究表明，若以全港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則香港的整體貧窮率高達18.1%。貧窮情況在65歲或以上的長者中尤其嚴重，達33.9%；而在15至24歲的年輕人中，貧窮率也竟有20.1%。何況在2009年，香港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數是每月1.75萬元，跟10年前1999年相比雖說沒有改變；但收入少於1萬元的家庭總數，卻由498,600戶增至649,900戶，而收入少於2.5萬元者，由1,319,500戶增至1,511,600戶（即全港總家庭戶數的三分之二）。與此同時，富裕家庭（月入10萬元或以上）也由46,700戶增至65,600戶，收入差距之迅速擴大，已無法忽視。
特區社福開支已捉襟見肘
但在另一方面，特區政府的確已採取了相當多的紓困及再分配措施，否則貧富差距只會更加嚴重─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在社會福利開支上從沒減少，哪怕是在好幾個經濟低潮期，財政赤字一度飆升，政府投向社會福利的開支仍然保持穩定增幅：97至98年度政府的社福開支約為200億元，到了2009年已經增長到約350億元，增幅高達75%！這筆開支還未包括公營房屋、公共醫療等支出。這些年增月長的公共開支，日益成為香港政府以及納稅人的沉重負擔。面對強烈的社會需求，捉襟見肘的香港政府難以憑藉低稅制來維持有關醫療、房屋、教育及社會福利這4大公共項目的財政開支，已經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在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的同時，我們還要警惕的另一種傾向，就是香港社會向上的流動性減弱。雖說有不少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但如果對一些統計細加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持專上非學位及學位學歷的僱員，所得月收入的中位數，已分別由1999年的1.6萬元及2.3萬元，下降至2009年的1.3萬元與2.22萬元，即10年內不升反跌。如果再加研究，則過去10年中，在金融機構工作的經理及專業人員收入比過去有所增加，但同樣的職位，在其他行業如運輸、倉庫或零售貿易則多數呈現收入倒退。至於較低薪的技術、文書、服務人員和非生產性工人，則普遍呈現工資停滯及下降現象。
炫耀性消費激化社會矛盾
無可否認，香港社會對於貧富懸殊的容忍度正在下降，與此同時，香港的經濟發展則在97後出現二元分化。市民看見的是年輕一代即使如何努力仍無法走向社會上游，許多人不斷進修增值，但多數人在待遇上難以增值。草根階層近十多年凍薪減薪之餘，更飽受「經常性」的裁員威脅。中產階層則受到來自經濟全球化的衝擊，要與外來專業人士和服務外包轉移的競爭挑戰，超時和超負荷工作已成常態，再無法享受過去的黃金歲月。相反的是財雄勢大的企業獲得各式專營權保護，透過「資本操作」在金融和物業市場予取予攜，以「錢生錢」的方式在短時間內牟取巨利。富二代的炫耀性消費以及刻意製造八卦新聞來「比財鬥富」，加上近月爆出的天匯事件、八達通事件、包致金侄女襲警獲輕判事件等，都將潛在的「仇商仇富情緒」激化出來。
平心而論，香港經濟社會出現的這種現象，與香港經濟向高增值服務性行業轉型大有關係。香港經濟主要依靠幾大支柱行業如金融、貿易支撐，故此，有人以二元經濟去形容這種經濟現象，並指出二元經濟必然帶來二元以至兩極分化的勞工市場。所導致的結果，就是香港的經濟儘管不斷增長，但一些低技術的行業仍然失業嚴重，利潤微薄，在職貧窮以至隔代貧窮的情況難以改善。因為這種二元經濟只能令那些專業精英受益，長遠而言，將會令社會失衡，戾氣積聚，破壞穩定。
推動增長贏得解決難題時間
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多管齊下，無法依靠單一的藥方。筆者認為，首先依然是發展經濟，只有經濟增長，社會才能贏得時間去面對問題。而且，香港必須更加重視與珠三角的融合，一方面擴大自己的經濟腹地，為香港的高端服務業開拓更大的天地，同時也吸引更多的內資內企南來，通過香港走向世界，在北上南下的交流過程中，培育多個本土經濟的新增長點，創造出一大批低技術的職位，去吸納低學歷的勞工，讓他們也能分享整體經濟增長的成果。
二，扶貧要有長遠規劃，最低工資立法則必須及早兌現。本港的最低工資立法，比1894年立法的新西蘭晚了整整116年。因此一定不能再節外生枝，讓別有用心的政客有機可乘。另方面，扶貧要有長遠規劃。要知道在本地經濟成功轉型之前，低薪階層的處境在相當一段長時間內都難望有明顯改善。派糖式的短期紓困措施固然沒有幫助，藥石亂投胡亂「派錢」，也不可能發揮真正的扶貧作用。
官商民合作解貧困者燃眉之急
三，政府保持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盡力提供穩定的房屋供應及醫療教育保障外，還應該千方百計動員社會各界對扶貧施以援手，通過官、商、民三方合作，尋找更多資源來更好地回應社會需要。關愛基金是一條好的思路，一百億元更不是小數目，可以為有需要的人做許多有益的事，一定不能因為少數有意煽動仇富者的攻擊，而令大批有切身需要的貧困人士少了得到救助的機會。當然，為善不分種族階層，除了大財團，任何人願意捐助也應歡迎。
福利可攜離港利長者回鄉養老
四，積極探討便利長者回鄉養老的可行性。本港貧困人口尤以長者為主，港府應和內地政府通力合作，花大力氣探討如何能夠解決福利可攜至內地，讓長者回鄉養老過較寬裕的生活的方式和途徑。這並非是把香港的包袱推到內地，而是也可協助生活物價指數以及工資水平低的內陸地區，發展銀髮護理、醫療保健、休閑旅遊行業，推動當地就業和經濟，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可謂一舉數得。有關計劃專為在內地生活的長者而設，只要長者經過一個較為寬鬆的資產及入息審查之後，每月就可以獲得一千至二千元的生活津貼，計劃不應局限在廣東及福建兩省範圍，而是覆蓋全國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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