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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交通擁堵問題日益嚴峻。 網上圖片
王曉華
近年來，中國的交通擁堵問題日益嚴峻，如何治堵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從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公佈的資料看，目前的大部分方案還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層面，缺乏去「根」意識和辨證醫治的整體觀，其結果往往是舊堵未去又添新堵（包括精神上的堵）。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找到治堵的有效路徑，就必須追查堵的源頭。
中國的堵從何來？常規答案是：人口太多。這種回答模式已經蛻變為抗拒改革的借口：每當我們不想追究真實的原因時，就將之歸結為人口原罪—從人均收入不高到不適合實現民主，都似乎是因為人口太多。果真如此嗎？非也。恰如人均GDP比經濟總量概念更有意義，比總體人口概念更有說服力的是人口密度概念。德國和英國人口密度分別為231人／平方公里和248人／平方公里，遠高於中國（138人／平方公里），但德國和英國的交通擁堵問題卻遠比中國輕微。為何人口密度小的中國卻比人口密度大的西方國家堵呢？
在我看來，這源於中國人中心化的生活方式與經濟發展的衝突。從秦朝開始，中國就建構出中央集權的體制。由此產生的是中心—邊緣的二分法。中心是權力、榮耀、財富的代名詞，邊緣則為中心所控制，要為中心服務。這種中心化體制被層層複製，使國人形成了嚮往中心、依賴中心、走向中心的生存方式。中心幾乎全都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樞紐，擁有行政機構、學校、圖書館、醫院等重要的公共資源，是普通人必須朝拜之地。「我要去中心」是中國人永恆的生存需要：即使不居住在北京等大城市，國人也要頻繁地向不同層次的中心湧動。在人流、物流、車流量小的情況下，這種生活方式尚可維繫。然而，隨著經濟的高歌猛進，人流、物流、車流都在迅速增加，不同層次的「中心」都在迅速膨脹。中國目前有百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400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39個。數百萬人都要到狹小的中心區辦事、工作、購物、生活，必然使單位面積的車流、物流、人流急劇增加。於是，「中心」在顯示其威嚴、權力、繁華之時也負擔其難以承受之重—有限的城市空間依然負載著太多的行政、文化、生活功能，接受過多的人流、物流、車流，焉能不堵乎？
與中國相比，現代化後的西方採取地方自治、分權、多中心的治理模式，至少部分消解了過度中心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美國由50個自治州和一個聯邦直轄特區組成。各個州的自治品格大大減少了首都的壓力，首都與非經濟和文化中心的非重合狀態意味著人流、物流、車流的分化。與此相應，其大城市的中心（downtown）往往面積較小，大部分居民生活在數量眾多的衛星城中。在歐洲，自治、分權、多中心的治理體制同樣屬於主流模式：英國倫敦（大倫敦）有33個市，但其中32個屬於自治市，22個位於中心之外；巴黎市區人口僅為217萬，而其外圍都會區的人口則超過1184萬。這種城市結構顯然更利於道路的暢通。
既然中心化的體制和生活方式是城市擁堵之源，那麼，非中心化才是解決擁堵的終極出路。
去中心化首先因為著分權和相應的功能分流，實現行政、商務、文化、經濟功能區的適度分離。政府部門和權力結構並非必須位於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帶，完全可以向邊緣地區和衛星城轉移。在功能分流這個方面，西方的部分國家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已經提供了可行的範例。作為波及範圍廣且影響深刻的改革實驗，它所提出的十項原則以分權和去中心化為靈魂：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槳；善於授權而不是事必躬親；引入競爭機制；注重目標使命而非繁文縟節；重產出而不是只顧投入；顧客導向和服務意識；注重收益而不要浪費；重預防勝於治療；更多協作與分權而不是加強集權；重市場機制而非行政指令。中國的管理部門倘若能夠借鑒上述原則，改革過於集權的管理模式，代之以多中心的運作機制，推動城市結構的分化和平衡化，就會克服過度中心化所產生的種種弊端（交通擁堵僅僅是其中之一）。
與行政上的去中心化相應，城市功能的分流也勢在必行。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教育、科研機構大都聚集在中心地帶。本應相對獨立的教育、科研、藝術實體擠在行政中心，不但會強化其與權力的聯繫而削弱其公正性外，而且必然為本已擁擠的城市空間添堵。事實上，世界上很多著名高校（如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研究機構、藝術團體遠離中心，但其聲譽、影響、精神生產力卻強於我們的同類大學、機構、團體。中國的大學、研究所、藝術團體也完全可以在中心之外生存，造就自己相對獨立的生態空間。當然，這種功能分流的前提是行政體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不引入分權和自治（地方、行業、實體）理念和機制，城市功能的分流就難以由規劃變為現實，擁堵等現代城市病也就難以根治。
城市功能分流的另一個標誌是衛星城的出現。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西方國家出現了人口30萬至50萬之間的大規模第三代衛星城。數量眾多的衛星城功能齊全、設施完善、自成一體，其居民無需頻繁地奔向城市中心。這種居住方式顯然可以緩解交通擁堵狀況。由於擁有較多的衛星城，倫敦等西方城市的交通狀況要比我們好得多。中國完全可以在實施分權的行政體制的同時建立分立的生活區，採用「多中心」乃至「無中心」的居住模式。人流、物流、車流不擠在少數道路上，想擁堵都難。
與其說城市擁堵是一種富貴病，毋寧說它反映了特定機制、觀念、生活方式之弊。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解決城市擁堵的終極路徑是去中心化，建立分權、分立、分流的行政、管理、生活機制。將「去中心」和「分權」的實驗做好，城市的道路和國民的心路才會通暢。（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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