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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側重金融地產業的發展，以及依賴內地及外國進口食物，香港農地備受忽視，小農經濟作業模式是否就此絕跡？面對本地走知識型經濟之路，以及交通基建的發展，農村居民如何應對求存？筆者早前走訪了元朗新田村，不但在那裡吃了一頓盆菜，也跟一些村代表聊天，深切體會新界農業的式微。
跟兩位村民文炳喜、文富穩交談，從他們分享元朗新田村的發展經過，認識了新界農村的作業模式的改變——本地農業的式微。文氏分別聚居在太和與粉嶺之間的泰亨村以及元朗新田，居港的歷史可追溯至明朝初期，而文氏新田開基祖世歌公則自明永樂年間，避軍役徙居新田鄉開基。文氏族人曾參與1899年的新界抗英戰爭，所以文氏與鄧、廖、侯和彭等族是早年港英政府認定的香港五大氏族。
77歲的文炳喜先生是文氏的第22世族人。他父親、祖父都是務農為生，他憶起以往生活時表示，以前農地都種稻，一年有兩造，一造在春天時分下苗，夏天收割，另一造是夏天下苗，秋天收割。內地解放後，有很多內地人移居香港，當中較多是潮州人。文氏將農地租給這些新移民，但他們都不是以種稻為主，而是種菜，一年不只有兩造，有助提高收入。據文炳喜所說，這種轉變不只因外來人移居香港。「畢竟農民生活很辛苦，收入也不多，把田租給別人，反而有更多收入，也可選擇到其他地方工作，無形中增加家庭的收入。」
文炳喜曾在1958年左右移民到英國，他說在50年代已有村民移民到外國。「一來因為他們是原居民，所以有『資格』成為英國公民。二來他們到外地工作，可以賺更多錢，而且安定下來之後，又可以申請家人到英國。」到了1997年，他才回到香港。不再耕種的文炳喜說他早已把農地賣給政府及財團，現時村中的農地只有約百分之十用來耕作，全都是種菜，另外約百分之四十是車場、貨櫃場、魚塘等，餘下的百分之五十已荒廢了。
村民生活方式轉變，村裡也多了外人入住。文炳喜指在50年代後，隨著時代發展，村民愈來愈有錢，也建了更多兩三層高的樓房。為了增加收入，村民會將空置的房屋租給外人居住，致使現在差不多一半居民都是外來人。
新田鄉事委員會主席兼元朗區議會議員的文富穩，生於50年代的他說在50、60年代，務農生活很艱難。「除了收入低，也會遇上旱災等問題，所以從50年代開始，我的祖父、父親等都已經開始移民外國打工。」他說除了英國，也有村民會到德國等歐洲國家。因此，農地唯有租給其他人——主要是潮州人耕植。文富穩又說在92年後，要向城市規劃處申請，經批准後才可以改變土地用途，所以很多村民只好廢置了自己的農地，以求將來可改變土地用途。
農民不再務農的影響
本港農地減少迅速，據香港樂施會的資料，目前全港有798公頃農地，主要在新界，佔土地總面積的2%，分別種植蔬菜（316公頃）、果樹（280公頃）、花卉（180公頃）及糧食作物（22公頃），另外有約2,500個農場，而從事農業的人數由80年代的數萬人，下降至目前約4,900人，而有估計指現今仍活躍及有出售蔬菜的農友只約有500人。
香港農地受著內在及外在因素而不斷縮小。內在因素是村民，時代愈進步，他們也想有更多的收入，當他們發現將農田租給其他人，既能收取租金，也可抽身到市區，甚至到外國打工謀生，便很順理成章地不再視農作物為賴以維生的食物，而是將農地分租出去，農作物轉化成商品。農民不再是村民的「身份」，而是一種職業，村民不再務農，取而代之是新移民。
而外在原因則是都市化。新田村跟其他鄉村一樣，受著周邊地區發展所影響。80年代以來，政府開始發展新界西北部，影響新田村內的發展，當中明顯的例子就是青山公路及新田公路的落成，以及皇崗口岸及九鐵落馬洲支線的興建。文氏村落的地點位處元朗、上水之間，與深圳只是一水之隔。文氏村落附近都是綠化地帶，也是本港重要的濕地保護區。這些地區受到法律保護，不能發展其他用途，但保護區外的土地被劃作住宅及商業用途，政府計劃中的第五代新市鎮亦坐落在隔鄰的古洞。從政府的土地規劃中，我們可看到古洞、新田等有大型的發展工程，而交通基建的發展已經大大增加了新田附近的交通流量，綠化地區正在減少，這種環境上的改變是催化新田村內在改變的動力及壓力。其實從新田村中不只看到本港農業作業模式的轉變，也能了解城鄉關係的相互影響。 文：曾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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