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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隨著飛機升上天空，中國的景色逐漸退向遠方。三個半小時以後，飛機抵達釜山。在走出機艙的瞬間，我朝中國的方向望了望。除了海水和雲，甚麼都沒看見。甚至，不能確定所望的地方是不是中國。三個小時之前，中國就是我的衣食住行，就是我的酸甜苦辣，就是我的妥協和鬥爭。現在，她已退向遠方，只可遙望，不可觸及。無論如何，中國都再次成為我的故鄉和遠方。
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前夕，我寫過名為《去遠方》的詩歌：在遠方，在遠方/總有什麼在遠方/遠方令我神往/我要去遠方。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遠方就是故鄉之外的地方。它閃爍著詩意的光芒，長久地吸引著我。在遠方的召喚下，我每隔幾年就要走向陌生的城市，不斷體驗身心遷移的奇妙感受。喜歡猛然將自己拋到新的世界，像魚一樣的沉浸到新的生活中，與從未見過的人和物結緣。此後的二十年間，我在哈爾濱、上海、杭州、南京、深圳等多個城市居住過，擁有了數個第二故鄉。不過，這些第二故鄉都在中國版圖內，上面居住的也幾乎全都是說漢語的同胞。
游弋於這些第二故鄉之間，我有時會想：假如有一天，祖國成了故鄉，漢語成了外語，那麼，我到達的將是怎樣的遠方呢？
告別二十世紀以後，我先後到泰國、美國、英國、韓國旅遊和講學，中國則一次又一次地成為我的故鄉和遠方。身處祖國之外，我深切地體會到：遠方實際上是個文化心理學概念。只要跨出國門半步，某種遠的感覺就會油然而生。距離祖國的實際里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面的事實：你由說母語的本國人變成了說外語的外國人，開始與祖國兩兩相對，中國變成了你一個人的祖國。
2002年春天，剛到美國訪問的我被異域生活的萬花筒所吸引，興奮地奔赴各種各樣的聚會，忙碌中彷彿忘記了自己身在他鄉。在一次聚會上，有位白人教授對我說：「我從未聽見外國人講這麼好的英語」。這是恭維之語，但我並未感到興奮。「外國人」這個詞猛然地刺中了我，我突然明晰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意識到自己是在別人的國土上用別人的母語說話。回到住所後，望著牆上的中國地圖，我不由自主地講起漢語中的方言來。儘管我嘗試了許多誇張的語調，可周圍依然沒有任何反響。沒有聽眾的演講很難向前推進，我很快靜了下來，回想在國內說話的情景。
生活在中國首先意味著生活在漢語中。如果說漢語是水，那麼，我就是水中的魚，可以在數不清的詞語中暢游。由於話講得太流暢了，人們有時會故意製造障礙，用繞口令、謎語、方言來難為對方。每當有人在這些障礙面前表現笨拙，大家就會發出會心的笑聲。在漢語的疆域中，我們都是局內人。此時，誤解即理解，障礙也是橋樑。到了異國他鄉，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陌生的詞語有如心靈之間的路障，阻礙著你和他人的交往。生活在陌生的語言中，如同行走在佈滿路障的沙漠裡。於是，人們會像擱淺的魚似的拚命尋找水源。此時，會說漢語的人都是你的親人，你會隨時願意與他們在語言中相濡以沫。語言是心靈的家。在漢語被當作外語的地方，以漢語為家者注定是永遠的異鄉客。他可以尋找說母語的機會，但這並不能改變他的異鄉客身份。
異鄉客必然思鄉。一旦祖國退向了遠方，你就會把回憶當作自己最重要的事業，癡癡地回憶在故鄉生活的情景。記憶中的一切都被虛化了，在白日夢和黑日夢中反覆升起。所有你熟悉的事物（包括破敗的古屋、廢墟、荒野）都會閃爍著詩意的光芒，被反覆安置在記憶的慢鏡頭中。在思鄉者的回憶中，中國就是各種各樣的方言，就是油條、熱乾麵、粵式早茶、二鍋頭、青島啤酒、狗不理、老火靚湯，就是鬧哄哄的鄉下集市，就是窗台上都坐滿了觀眾的老式電影院，就是你昔日的生活之流，就是你身在故土的日子。遊蕩世界多年，我終於明白了自己既沒有來世，也沒有前生。我就是這個身體。身體只有一個故鄉。每當在異國的街頭挺進時，故鄉的意象時常在恍惚間包圍我。我試圖觸摸那些熟悉的事物，卻只觸及到了異國的存在。
這是種奇異而無奈的感覺：身體離開祖國的疆域以後，我就不得不生活在別人的祖國裡。昨天，中國還那麼堅實和生動，現在卻變得無法觸及。我伸出手，抓到的是異國的物件。邁開腿，踏上的是別人的故土。走在路上，遇到的是以前被我稱為外國人的人。這時，我更真切地體會到了環境概念的意義。以前，我喜歡說保護環境之類的話，彷彿環境是面對我的弱者。現在，環境就是環繞、包圍、決定我的存在，就是我當下必須服從法則和命運。儘管我長著一張世界臉，走到哪裡都會被當作本地人，但我依然時時刻刻會意識到自己是外國人。每個外國人都有自己的後方。那就是他的祖國。他本來身處祖國之中，現在卻面對著她。從在祖國之中到與祖國兩兩相對，他與祖國都因此凸顯出來。此刻，祖國就是你一個人的祖國，是你一個人的守護神。
正是這種直接的對應關係使遊子更加珍視祖國的意象。他會故意忽略祖國的不足，強調其仁慈、強大、美好。以批評為業的我同樣不能超越這種遊子心理學，無法克服其中隱藏著的利己動機。在中國時，我曾持續地批評自己的故鄉和同胞，反思祖國體制上的缺陷。然而，隨著中國退向遠處，我開始像大多數海外遊子一樣重構祖國的意象。如果把祖國理解為希望之邦，「我」就有可能為自己在異國的艱難生涯找到意義和方向，甚至會看見無數秘密的凱旋門矗立在自己和祖國之間。將祖國與希望建立聯繫就是將自己與希望建立聯繫。能否營造出足夠強大的祖國意象，關係到他們能否在別人的祖國安身立命。他們中的有些人可能會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反思祖國的不足，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地理學和民族學的意義上保持對祖國的偏愛——有那樣一片土地，上面居住著特別的人，他們都與希望保持著特殊的關係。實際上，這也正是絕大多數離散者的信念。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異國開闢自己的世界，是因為確信自己的終極身份——來自福地，是希望女神精選的子民。
在上個世紀的某些時代裡，前蘇聯對持異見作家的一個懲罰就是：將他們流放到國外。令人吃驚的是，大多數作家都不願意去能保證他們自由的西方。他們寧願失去自由，忍受迫害，也不願意離開故土和母語。現在，身處國外的我終於能夠理解他們的選擇了。或許有人認為愛爾蘭作家喬伊斯是個反例——這個自願選擇流放的作家似乎終生未跟自己的祖國和解。真的如此嗎？非也。儘管他宣稱等「流亡是我的美學」，但他卻終生都在以回憶故鄉都柏林為業。在離開祖國之後的日子裡，其所有作品都以祖國為主題。或許，沒有人比他更牽掛祖國了。我沒有喬伊斯的才思和決絕，但理解他對祖國的獨特眷戀——他要把祖國的意象推向最遠的遠方和最高的高處，建立以祖國為信仰對象的一神教。
此刻，身處國外的我與喬伊斯一樣，成了祖國的信徒。過去的日子是好日子，故鄉永遠是至美之地。中國就這樣在思鄉者的眺望中升到空中：有那樣一個好地方，那裡居住著能夠隨時言說漢語的人們。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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