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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近日因閱《字花》的「移印」專題和《Jet》的作家手稿專題，讓我想起作者手稿的今昔，以及人們對待和處理手稿的態度。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作者供稿給報館或雜誌社時，都是交出手稿，有傳真機之後用傳真，傳真機面世之前則用郵寄以至親身或僱人送稿，後者相信年資較高的作者和編輯都會記得。
筆者中學時代投稿給雜誌社是用郵寄，之所以知道較早時代的作者也有親身送稿，除了聽前輩作家談及以外，在我年紀很小時，家父曾攜著我到報館交稿，故印象也深刻。編輯收到稿件後便交付執字，或後來的植字、打字，由校對員校對，編輯再審閱，然後簽字刊出。這時，作者的手稿在其本人的文字以外，已滿寫各種校對、畫版位或編輯的記號。
至於今天，科技改變了生產程序，這部分不需多說，可以再談的是另一種轉變，就是人們對手稿的態度也不同了，例如在一些作家展覽中，手稿已作為一種更必要的展示品，由此，手稿本身脫離了昔日的傳遞和工具性質，成為了一種歷史對照的象徵，它既是今昔時空的劃分，也是人們懷舊的對象，而在普遍日用品的手工質感愈發減少的今天，手稿也成為了作家手工式生產的象徵，引發人們對手工質感帶著距離的懷戀。《字花》的「移印」專題值得再度提及，是因為它對於手稿作為一種象徵的認知上，有著更具藝術意識的編輯處理。
當然，若回說歷史層次的部分，作者和編輯之間對待手稿的方式，也衍生很多故事，例如據說有某作家的字體特別難於辨認，須由專門慣於辨認該作家字體的執字員去處理，也有較年輕的編輯或校對員因為誤解作家的正宗草書而引致錯字連篇。在後者而言，據所知，較正宗的草書字其實容易辨認，因為有章法可尋，反而不諳書法者的潦草字體，才真正難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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