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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聯會邀蘇童（右二）、徐小斌（左二）參加文學座談會，本報副總編輯徐可（中）應邀出席。
不久前，內地知名作家蘇童、徐小斌來港，出席由香港作家聯會舉辦的文學座談會。在本報記者訪問的過程中，針對華語文學的現狀以及未來，兩位作家分別從語言和細節入手，剖陳了文學要義與理由的架構，並論及了對文學價值的釐定。可見，對文學話題的探討，反思將永遠是不變的主題。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語言傳統的斷裂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伴隨啟蒙思潮而來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婦女相對於男性要解放；底層相對於精英要解放；個人相對於群體要解放。至此，大眾語言的方式出現重大變化。在自由、平等潮流的撼動下，文言文變為白話文，解讀六經的權力開始為販夫走卒所擁有。所以，清代、民國時期以及1949年後的中國內地，小說的語言風格都是各不相同的。
蘇童毫不迴避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語言根本沒有傳統的現實。他認為當代中國的文學無法確立傳統的承襲，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結局。所以，今人閱讀魯迅等人的作品會感到吃力是極為正常的。語體風格的改變，帶來的是創作思維、閱讀思維的轉型；而簡化漢字的運用，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古典文學的字文表意。即便是1949年後的內地文壇，伴隨著劇烈的社會變動，所謂「十七年文學時期」、「文革」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後，文學作品的風格均有很大的差異。
語言本身具有工具的效用，自然也就產生出價值理性的判斷。「每個時代的語言暴力都會對文學中的文字產生影響」，蘇童認為。語言傳統的斷裂，使得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他，認為自己接受到的「語言遺產」其實非常混亂，「充滿垃圾、落葉與荊棘。」文明傳承的不一致使得作家在創作時，對文字符號的篩選成為一個較為重要的過程。
文本境界與作家使命
作家無法去展望未來，這過於苛責，但卻能夠回溯往昔，這是蘇童對作家使命的見解。毫無疑問，時代的變動只會越來越劇烈、速率只會越來越頻密——落實到文學上，只能是越來越混亂，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也是必須面對的現實。當今的文人，已經處於不同於舊日的文化氛圍中，信息的多元、複雜與衝撞，令到文人都不那麼純粹。他指出，以往的中國古典文學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與文人們只閱讀四書五經有很大關係，文化思維的接受較為單一。因此，作家們應當在創作時對自己的往昔有一個回顧和辨析。
一部成功的文本，語言的功用其實不在於遣詞用句的華麗——成功的文本境界，是閱讀後，對文本有深切的了解但又體察不出作者對文本文字的雕琢。這才是文本的至高境界——「未察覺語言的作用，但卻被文本打倒。」
語言與細節是文學的生命
語言文字對作品類型與風格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蘇童認為，汪曾祺的代表作幾乎都是短篇小說，他能否寫出長篇的作品，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語言文字本身的限制。
而細節則構成了語言運用的一種模式。回看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多位文學家，如略薩，他的頒獎辭是「對權力結搆進行了細緻的描繪，對個人的抵抗、反抗和失敗給予了犀利的敘述」；赫塔．穆勒的頒獎詞是「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失業人群的生活」；帕慕克的頒獎辭是「在尋找故鄉的憂鬱靈魂時，發現了文化碰撞和融合中的新象徵」。
徐小斌則在文學與影視劇作中尋找細節的力量。她說，自己的主要工作其實是編劇。比起文學，影視作品似乎更易為大眾所接受，但這麼多年來，她都並不是一個高產的劇作家。「從經濟角度看，雖然劇本是金山，小說只是一粒金沙，但是因為嚮往獨立創作，無法接受『命題作文』，所以對小說更加偏愛。」的確，文學是個人化的行為，影視劇作則是群體型的勞動。但她強調，無論是影視劇作還是傳統文學，最大的一個共通之處就是對「細節」的強化。至於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影視劇作與原創間的「距離」，則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她以米蘭．昆德拉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托馬斯和特瑞莎為例。正是通過對二人情感細節的刻畫，特瑞莎成為了托馬斯這樣一個原本毫無情感可言的男人的愛之「小竹籃」。由此，昆德拉才將「性」與「愛」的分別詳盡而生動地表達出來。
另一部打動徐小斌的作品，是根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地利猶太裔女作家耶利內克的小說《鋼琴教師》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電影中，男主人公沃爾特幫助正在排練、心情緊張的女孩子進行心理減壓，而這個女孩是鋼琴教師埃里卡的學生。倍受感動的女孩子滲出了淚珠。此時，分鏡頭給予畫面的是一個細節般的特寫。正是觀看了這部影片之後，徐小斌認為耶利內克必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細節與主題的契合讓單元的場景畫面剎那間穿透了整個文本。
可見，語言與細節是未來華語文學創作中必須面對的兩個議題。蘇童與徐小斌給予的見解或許能夠讓文壇人士對今後的創作走向有更加寬闊的思路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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