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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任人唯親幾乎不加遮掩。 網上圖片
李恩柱
溯觀前人的反貪行為，不僅律令的言詞不失嚴厲，而且特別重視對貪官的懲罰，「雷聲」大，「雨點」也不小。比如，幾乎所有皇朝都不赦免貪腐之徒，異地做官的奇特之舉更少之又少。然則反腐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常常按下葫蘆浮起瓢。事情這般蹊蹺，不免替古人擔憂，生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之感。喜者，除了想過把權力癮的皇帝以外，大多數帝王對貪污腐敗恨之入骨，一生要拿出很大精力處理這件大事；憂者，自然與效果不佳有關。不少權力持有者，重視皇朝國力的培育而輕視反貪反腐，把淨化腐敗行為看做政權運行過程中的一種固定程式，不能不反，也不可太反。於是，腐敗成了彈簧，當掌權者的反腐力度加大時，腐敗便慌張遁跡，而一旦環境稍變，它便橫行於世。歷朝反對貪污腐敗的措施雖然有增有損，然而其效果卻總在重複先前的舊跡，原因在哪裡？
貪腐是伴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而出現的，也可以說它是社會制度進步和人類本身進化的產物。不過，由此而斷定貪污腐敗具有積極意義，即使不算致命的錯誤，也是十分輕率的想法，有只看一點不及其餘之嫌。某一事在一定階段對社會有一種推動力，但當社會進入更高階段以後，原有的那點推動作用可能消失殆盡，顯露出十分明顯的是負面影響。貪腐雖是伴隨著社會進步而產生的，但它是一群人剝削另一群人的形式之一，是「公權力」私有化的表現，是權力者濫用「公權力」的開端。
人類在原始社會處於純樸自然的狀態中，生產品無剩餘，也沒有財富的積累，私慾無從產生，更談不到貪污腐敗。一旦社會發展，原來管理公益事務的管理者，更多接觸了物質產品，有機會侵佔他人的勞動成果。《中國反貪史》說，在「五帝」時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貪賄現象。
《禮記》有一節文字，介紹社會的變化更形象更詳細一些。《禮運》篇說，原始社會道德風尚是「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些話，可能言過其實，但在那種環境下，我們的祖先有此舉止，也算正常。進入階級社會之後，「天下為公」就變成「天下為家」了，不僅「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而且「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純樸的社會風尚被重權謀和尚軍事所代替。從此，貪賄產生了，反對貪污腐敗的行動及其有關的倫理道德也相應產生。
這種變化蘊含的更深理論，學者可能有不少獨到的分析，但以草民看來，有三點不能忽略。
其一，貪污腐敗首先是官員的事情，涉及官場道德和職業道德，官場反腐才找準了主角。
其二，人類性惡還是性善，歷來有爭議，幾千年來沒有一個定論。定論與否，對普通人而言不太重要，反正普通人活在世上，由著性子來的可能性不大。對官員而言，究竟性惡抑或性善，意義就大了。假如官員的能力和道德水準近乎聖人，我們草民俯首聽吆喝就行了，沒有必要進行監督。但原始社會的公共事務管理者躍進到階級社會的官吏以後，貪腐便開始了。原始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者、階級社會的官吏、貪腐者，三者究竟構成了什麼樣的關係呢？倘說所有的官吏都貪腐，那有誇大其詞的嫌疑，然而若說官吏個個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能夠「拒腐蝕永不沾」，恐怕也不現實。官吏是靠不住的，只要有機會，很容易成為貪賄者。
其三，軍事力量孱弱可以動搖國基，貪腐嚴重時也可以動搖國基。發展經濟，本來是為國富民強，貪腐卻可以在富庶的旗幌下使國弱民窮。如果單純重視發展而不重視反腐，發展帶來的繁榮，將被貪腐所溶毀。這就需要有效的反腐，而不是裝裝姿態。之一，就是突破自我監督的窠臼，使監督者不能僅僅是官吏本身，要允許別人置喙。
貪污，是極易被其它政績掩蓋的。面對世界近代化浪潮的衝擊，晚清的李鴻章採用西法、舉辦洋務。洋務運動雖是近代中西文化撞擊和交融的結果，但如果沒有對歷史趨勢的深刻認識，如果不知道中國正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如果不知道中國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這樣的積極抵抗策略是不可能創造出來的，其歷史意義不能忽視。但李中堂通過辦洋務發了大財。作過《李鴻章傳》的梁啟超，雖然對於時人盛傳李鴻章富甲天下一說持懷疑態度，但也認為李氏有數百萬金之產業，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通商銀行等，均有李鴻章的不少股份，南京、上海等地的當舖、銀號也是他的。據說梁啟超算的這賬還不全，至少漏掉了土地一項。李鴻章擁有的土地，據說在最盛時期達250多萬畝。據統計，僅在合肥東鄉，李氏就有耕地約60萬畝，佔當地耕地的三分之二。除李鴻章外，其他洋務要員和官僚買辦都發了財。
至於用人，在官場上，李氏任人唯親幾乎不加遮掩，兒子李經方和乾兒子盛宣懷都是著重培養的人。盛宣懷曾說：「合肥（李鴻章）用人，唯恐功為人居」。《清史稿》論李鴻章：「唯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從，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中國古代官僚制管理機構，呈金字塔形狀，頂端的皇帝是核心，皇帝之下是各種等級的權力支配者，底端則是人數最多的小百姓。從上到下，架構是一樣的，李鴻章居於帝王之下，而在一般臣子之上，其施政的措施即自由也受制約。所謂自由，是全國範圍內沒有幾個人敢挑他的毛病，他要什麼便有什麼，他看上誰便可以順利提拔誰。不過也有所制約，雖然大多時候這種約束是徒有虛名的。當他得不到皇權的青睞時，受冷落、遭彈劾便會不請自來。也就是說，整個官僚集團，與老百姓是相隔的，老百姓需要什麼，官員不了解，官員怎樣施政，老百姓不關心。社會只會因統治者本身的能力、道德不一樣而略有不同。這種情形下，官本位思想、官僚主義作風、行政腐敗等等很猖獗，也被人視為很正常。無論是誰，置身於這種體制，都會發生變化，李鴻章的做派還算好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除了改造古代專制官僚制為現代民主的官僚制，遏制李鴻章實在不易。（識貪．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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