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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蝴蝶
提到瑞士文學，一般中國讀者不免會犯嘀咕，文學系的學生搜出一些名字，也會被它在文學史裡複雜的分類歸屬給看花了眼。因為除了德語、法語之外，瑞士還有意大利語和雷托羅曼語，這個位於文化地緣交界的國家的文學，民族特性並不顯著。近年來，瑞士政府也試圖為本國文化的影響做出努力。在上海世博會期間，瑞士文化基金會就向中國讀者介紹瑞士文學作品。今年11月28日，他們又和柏林文學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合作，在上海舉辦了《瑞士當代小說譯叢》新書發佈會。
在發佈會上，兩位瑞士作家盧卡斯．貝爾福斯（Lukas Barfuss）和丹尼爾．戈奇（Daniel Goetsch）為讀者朗誦了自己的作品，並與上海本地作家陳丹燕、學者劉擎進行對話。貝爾福斯朗讀了長篇小說《百日》（Hundert Tage），這是他的處女作，甫一出版就為他贏得安娜西格斯獎、席勒文學獎、雷馬克文學獎等六項大獎。小說描述了瑞士援非人員大衛在盧旺達大屠殺中的經歷，這個怯懦卻衝動的小人物，出於奇怪的自尊心和對一個非洲女孩的慾望，拒絕了在暴亂前離開盧旺達的機會，獨自藏在空城裡親歷了大屠殺。回到瑞士之後，他變成了一個失魂落魄的人。
在小說中，貝爾福斯批判了歐洲人虛偽的援非政策。動亂臨近時，非洲女孩阿加忒預言歐洲人都會倉惶逃離，她無情地嘲笑大衛：「某天巨大的白色飛機會降落，像天使般出現在空中，將你們統統接走。」 而大衛的上司保羅，一個永遠穿著一雙「把腳趾坦坦蕩蕩露在外面」的涼鞋的小矮子，卻在撤離前三天穿上了一雙名牌登山鞋，最讓他不能忍受的是，多年來這雙登山鞋就在保羅的家裡，隨時準備著在危急時刻派上用場。這雙錚光瓦亮的登山鞋讓大衛感到了一種背叛，一種被刺傷的榮譽感。作者在這裡寫道，他不願在危機時刻離開，也許是不想離開阿加忒，也許「僅僅是因為保羅的鞋子。」
鞋子的隱喻把非洲被當今世界拋棄的命運放到令人觸目驚心的位置，貝爾福斯用冷靜的筆觸，拷問了以文明道德與理性自居的全歐洲的羞恥心。另一位作家戈奇將目光投向了撒哈拉沙漠的難民營，其小說《沙心》（Herz aus Sand）寫的是一個聯合國觀察員弗蘭克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歷，來自發達國家的男男女女與難民、貧困、毒品、娼妓、黑市相遇，理想和希望在沙塵暴和縱飲海棗酒中顛覆。一個頗具英雄氣質的建築師東克爾的出現，喚醒了已在尋歡作樂中逐漸麻木的弗蘭克對愛情和過去的美好記憶。小說以倒敘開頭，在作者克制的敘述中，東克爾死了，一群歐洲人為他在沙漠中舉行火葬，回憶由此開始。
正如劉擎在發佈會的對話中所談到的，《百日》和《沙心》關注的是現代文明的問題。身處高度現代化的瑞士，作家們不再滿足於描寫自身，而是通過遊歷在別處，對「他者」的敘述，來反思整個西方文明和現代性的困窘。這種完全與文明隔絕來思考自我的旅途，對中國作家來說，似乎還有些水土不服。從中文系畢業的陳丹燕，沒看過三國，卻看過許多法國、英國小說。 自己關於歐洲文學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焚書」，那時她七歲，文革開始，許多書被扔下樓去開始焚燒，她眼看著許多畫著西洋人的小說在火中化為灰燼，就像《沙心》裡在沙漠中被燒掉的歐洲人，最後化為一縷青煙。而她成年後的歐洲之行，更像是文化尋根之旅，尋找滲透到自己基因中的歐洲文明。
貝爾福斯和戈奇故事裡的主角跑到非洲，不是為了尋找自己熟悉的文化，同樣，歐洲人看亞洲，也在試圖尋求最陌生和最遠的，然後反觀自身。但中國人向來更願意去回應一個熟悉的、先進的文明，此種單向的文化路徑，折射出耐人尋味的歷史與現狀。或許有人願意做出改變，暫時停下取經朝聖的腳步，把目光轉向更陌生的世界—正如這些瑞士作家所描繪的世界，要知道，雖路途遙遠，他們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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