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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許是柏林電影節最受青睞的中國第六代導演之一，少而精的作品中，至少一半都曾在柏林參展拿獎。個人化、藝術化一直是他區別於商業創作者的突出特質，但在去年，他完成了一部自開拍起便注定要被廣為討論和爭議的電影：《白鹿原》。這部剛剛在柏林電影節拿下最佳攝影銀熊獎的影片，被西方影評界讚為有強烈的中國烙印、歷史感厚重。很多人認為藝術與商業的融合，對於中國導演而言是困難的，但他卻做到了——《白鹿原》有著地道的「中國性」卻又不失作者風格。而將電影創作處理得如此舉重若輕的他，實際上又是一個化繁為簡的人。他說：「白鹿原讓我真正盡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相對於之前更為個人化的創作而言，《白鹿原》作為陳忠實的著名小說，注定要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它不是王全安的個人藝術片，它有它自身的文學性和史詩性。籌拍的時間，其實可以追溯到九年前他剛拍完《驚蟄》之時，而選擇是否去拍，本身就意味著是否選擇被更多人所關注。
王全安說：「之前我一直很注重個人表達，怕拍別人的小說時會迷失。」他最終決定接受這一挑戰，承擔在更大範圍內被關注和討論的風險。起初選擇演員時，是天馬行空不受拘束地想，在他看來，張藝謀、顧長衛、張朝陽甚至是作者陳忠實本人，都可入鏡。「那算是一種思考形式，就是說我不只可以用一種模式去思考，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模式。」而現今最終成型的這份演員表，王全安更從內心深感滿意。
2005年初，因為資金問題，劇組暫時解散，眾所周知，他趁這個空隙去拍了一部《圖雅的婚事》且拿到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時光轉眼就過去五年，直到《團圓》於2010年斬獲柏林編劇銀熊獎時，他才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到可以重新啟動《白鹿原》了——內外條件都已到位，因而開始遵循自己對電影化繁為簡的原初方式，去重新執掌。「我喜歡電影中比較簡單的東西，不一定要表達社會看法。」反而是80年代末時，人們的要求比較簡單，所以當時中國電影才呈現出更有生命力的整體形態。拍《團圓》時，王全安漸漸意識到，更為純粹的一種創作趨勢已漸漸成熟。這恰恰是適合《白鹿原》的。
所謂純粹，意指相對不受資金和類型的限制。「如果就為了賺錢，那可能拍不了這個戲。」新的投資人早年便看好王全安能成為中國最好的導演，因而一直和他強調：「這部戲的文化品質是第一位的，投資收益是第二位，要不我們交待不了。」
「不能把觀眾的胃口做壞」
將一部宏大的小說改編為電影，勢必意味著取捨。拍甚麼、不拍甚麼，其實是考驗創作者的智慧。王全安明白：「我必須找到最適合電影表達的那一部分，是電影，而非文字。」既要忠實原著，又要重新創作——只有這兩者完美黏合時，才會讓整個創作真正完整。因而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電影《白鹿原》，實現了70%忠實原著和30%的再創作。當然他早已不是新導演，他有自己的判斷，所以影片呈現的精神氣質正依據當初的預想而實現，也並未留下甚麼遺憾。「一般能想到的就能實現」。
儘管曾擔任過編劇、導演、製片，王全安在拍戲時也曾有過自己覺得很不順眼的moment，譬如《驚蟄》拍了20多天突然卡住，原來所寫在窯洞中發生的一場戲，場景被移到了平地，傷感的意境頓時全無。但類似情況卻並未發生在《白鹿原》中。原著的文學性，在落實於影像時，被他作出了理性的取捨。「要找適合文字的影像表達。」像小說中的魔幻色彩便被弱化，神鹿在文字中能傳達出靈性，但進入畫面卻難免流於幼稚。而主角白嘉軒的精神指導朱先生也被刪去。「因為這人物太過理想化。」
生在陝西的王全安，顯然更能貼切地理解《白鹿原》的背景基調，且他並不太在意別人的評點，選擇拍這部小說，是因為自己有興趣。「我的興趣是我自己的問題，自己面對，自己盡興。」別人有可能說好與不好，但他認為眼下的中國觀眾的確需要在精神層面被滿足，而他拍攝這電影的過程，恰恰表現出了某種功能，與人們的需求相契合。「這個時代的文化品質越來越被模糊化，但人還是有這種需求，人內心的判斷其實也蠻清晰的。」因而如果說《白鹿原》創造出了某種意義，那麼或許在王全安看來，那便是令一些人從中獲得精神滿足。
「不能把觀眾的胃口做壞」，這是他拍電影的堅持——否則，獲得財富層面的滿足也毫無意義。他堅信「電影不是獲得財富的工具。」電影是可以傳遞思想的，而關鍵在於，創作者怎樣去把握其中的尺度。
「總有人有辦法，總有人沒辦法」
「往後無論我拍甚麼，都是我的興趣所在。」王全安認為，一個導演選擇拍甚麼、不拍甚麼。完全是自由的，儘管內地電影的審查制度，相對會在創作和商業雙重層面對創作帶來影響，但在他看來，一個導演拍電影，必定要處理這種與社會之間相聯繫的問題。「但這個東西改變不了，全世界都是這樣。又比如法國、美國，它們沒有電影局的審查制度，但不代表就真的有更多的好導演。」他認為，創作者要將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的職業上，因為畢竟就想拍的題材而言，80%以上仍在允許的範圍內。
如果電影本身是值得追求的，那麼形式並非那個最決定性因素。王全安相信，商業對人的傷害不是獨有的，因而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個人才華範疇內的問題。「總有人有辦法，總有人沒辦法。」
接下來，他的創作計劃是拍上海外灘、拍杜月笙，仍舊是強有力的中國題材。有人戲言，北白鹿原，南杜月笙，你都拍過了，其他人還哪剩題材可拍？但其實王全安又很難被界定為是個有野心的人，他說他希望盡興。「之前的盡興如果更多是在生活層面，那麼《白鹿原》開始，我發現自己必須好好拍電影了。」白鹿原讓他充分盡興。至於拍出了甚麼，說到底只取決於屬於他的個人才華。
「大的戲劇性內部，本身就附著了文化意義，那種東西是有力量的。」而「那種東西」，也恰恰是他所追尋的成就。這便是為何他至今仍堅信，藝術是有價值的，文化是有作用的。特別是在現在這個社會，會更加有作用。「原來人們只關心能否吃飽，但現在有錢了，反而更需要從精神層面獲得滿足。」
讓自己慢下來
攜《白鹿原》來香港國際電影節，儘管對這座城市的認知仍停留在浮光掠影，但王全安的香港印象卻非常與眾不同。他說，現在的整個世界都太趨同了，所以來到哪裡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特殊之感。不過這次在香港，和陳可辛導演一同吃飯時，他卻忽然感覺這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城市——不同於人們對香港認知的功利、物質之既定標籤，王全安發現了這個高度商業文明的社會之下，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其實是希望留住一些甚麼的。
「對人的感情、對一些事物的付出。」而這些，恰恰需要讓自己慢下來，讓生活慢下來之後才可以體會得到。他的香港是匆匆而過，卻已經敏感得看出香港的「快」之下，也有一種「慢」的好。或許這便是為何他能以一種宏觀架構去把握《白鹿原》——凡事都看到它最積極最好的那一面，凡事，都看到自己可以把握、理解、與接近的那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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