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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在香港
他說：「寫作，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卻寫了30多年；他說：「我相當懦弱」，但卻在作品中追求自由。他寫時代洪流中人的複雜性，也寫與自己骨肉相連深深植根的鄉土，他就是閻連科，中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今年3月，他受邀來港成為浸會大學的駐校作家，已擱下半年多的寫作，重新成為他生活中的核心。對閻連科而言，創作的能動性從來不是問題，故事也不是問題，他所需要的是安定沉靜的心境，初春靜好的香港恰恰能夠給予他。他流觀香港的好，而我們也得以近距離理解寫作之於他人生的那種深厚關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劉國權
「就像回家一樣。」閻連科這樣形容此前一個月的香港生活。以前在家中，哪怕太太離開三五天都會為他準備好速凍餃子和方便麵，但在這裡，他感到自己可以完全獨立地生活，並很快能讓心變得沉靜、進入一種寫作的狀態。在內地，他是人民大學文學院導師、作家協會會員，但在香港，卻可以將一些虛名暫時擱置，回歸寫作本身。
他每天上午起床寫作，保持著每天平均寫兩千字的創作速度，不出半個月，全篇預計30萬字左右的新長篇小說，便已完成了4萬餘字。這一次的創作，仍舊植根現實——他試圖探討在此前的30年中，中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事實上，不論外界對閻連科的評價是怎樣「關注現實」，但寫完《收穫》之後，他的作品背景大多與歷史緊密纏繞，而這一次想做的，是剖析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人，如何生活。
「任何一個作家都應該對時代進行解剖，哪怕出錯，但也應該作出自己的思考與回答。」這是閻連科的堅持，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長時間以來作為東方之象徵的中國，近30年改革開放中的複雜性與荒誕性，使得當下現實，早已不同於我們父輩所面對的時代，「那時容易摸到時代的脈搏，而如今人們卻反而不知曉自己的來龍去脈。」彷彿生活中人人都擁有一顆跳動的心臟，但它的形狀是甚麼、是否健康，科學與史學都無法洞悉，惟有文學可以嘗試對其進行把握。
閻連科所認知的現實
新的長篇小說以兩個家族的故事為線索，而所解剖的城市儘管很可能是南方的深圳或廣州，但閻連科所選取的背景卻是一處北方鄉村，「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想見證一個村如何變成一座城。」據他的觀察，城市化進程中，每個「人」漸漸消失掉，最終只剩下城的外殼，「而我想探討的是，城市中那些人從哪裡來？」深圳也好，香港也罷，人心的演變都是最本質的變化。而深諳時代背景的閻連科，更明白今時今日，南方的變化才最能反映中國的變化，因為變得太快太劇烈，其後的問題便是，消失在「變化」中的人去了哪？
因而，他對故事唯一的預設，是描繪出小村莊變成大都市的那段來龍去脈，「不可能去寫北京的如何如何，唯有深圳這樣平地而起的南方城市才能真正說明問題。」如果你去和深圳那些有錢人聊天，便不難發現，他們中的很多，按閻連科的話說，都是「空心人」。而他想要把握的正是這些城市中的「空心人」，從微小而窺巨大，每個人的空洞內心積累起來，一座城市便被掏空了。
建起了國建起了城，卻失去了那些活靈活現的人。所以今天的城市中人才會丟失自我——進而延伸為丟失了家族、村莊、民族的記憶。而閻連科想做的恰恰是重構。「我們今天的人不快樂，但必須承認，其實三十年前的人也過得不快樂。」變化的迅疾，令人毫無防備更無從把握，但對於創作者而言，卻又意味著最好的寫作時期。「現實如此豐富，文學才不會單調。」他認為這對作家而言意味著極大的空間，因而關鍵問題只是個人是否有能力將之寫出來。在新的小說中，他更想放開手腳、延續《四書》時代已漸漸在腦海中恢復的想像力，不只自由地寫作、思想，更實現寫作方法上的自由。
寫，不是一種對現實的駕馭，而是認識現實。「這是閻連科所認識的現實。這是我的現實。我認識到的，我用我的方式去表達。」表達無關對錯，故事的結局也似乎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寫他認識到的國家，重要的是他的敘述和其他作家不同。
這便是為何閻連科認為，眼下的時代，對於創作而言其實是最好的時代。
「寫作，證明我還活著」
香港給了閻連科一個全新認識城市的角度，儘管他認為理解一座城市，唯有在其中同時經歷過辛勞困苦與幸福生活才算數，但對香港的喜歡又是直接的。「這麼密集的街道上，人和車卻都那樣規矩。」而他所生活的那個大北京，條條大路卻永遠在堵車。「北京有兩個很奇怪的地方，一是車都行駛得那麼慢速，卻還是每天都會看到路邊有車壞掉；二是在那個城市中，永遠可以見到被碾死的死貓死狗。」見微知著，從流浪的貓與狗，閻連科看出一座城中的人對生命的尊重之心。
他舉家搬到北京18年，但對於那城市的認知卻並未有明顯的變化，按他的話說，是「青少年時代對城市的認識已經形成。」因而當從鄉村去到城市時，除去霓虹燈、車海那些最初的直觀衝擊之外，隨著年齡增長的閻連科，並未更加愛慕那座城。「也許是我心胸狹隘，但其實你很少會看到一個純粹出身鄉村的作家，會真正為城市歌功頌德。」他們內心的那份格格不入，或許也正像王安憶、韓少功那批地道城市的作家那樣，書寫鄉村，永遠像是在寫一首遙遠的詩。
寫作經驗，與生活、父母、祖祖輩輩的聯繫無可分割。
而如果未曾從事寫作，閻連科一定會成為出色的泥瓦匠人——寫作的目的，曾經那樣明確，逃離土地，進入城市。但現實的吊詭，卻宛如司湯達筆下迷失在巴黎的于連，並未死在30歲，而是繼續活下去。「由我們實現于連的夢想。」一切皆因文學，但寫作日久，卻難免會令人不知所措。按閻氏的話說，「每天都在做這件事，但卻不知道為甚麼再做。就像車廠工人每天去生產螺絲帽，起初他知道是為養家糊口，但二三十年過去，身為手藝人，他卻已不再知道為甚麼再做這門手藝。」
那麼為甚麼仍舊要寫？閻連科說：「因為我已不會做寫作以外的事。」年齡、身體狀況都已不再允許他轉回去做匠人，而做了一生的這件名為寫作的事，便成為了「活」的方式。他恐懼死亡，「寫作，則能證明我還活著」。創作早已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為著拿獎立功，如今，已不在於多寫一本書，而是這件事令自身感到「活著有意義」。每天上午寫完兩千字，便覺得這一天的生活具有意義。
不因才華，而因這個時代
閻連科從不需要去選擇「寫甚麼」，他從不需要為創作故事絞盡腦汁，他說「我寫作，並不因我的才華，而是我所身處的時代，讓我選擇了這樣去寫作。」大腦就像是一處飽滿的倉庫，故事與想法源源不斷地被運送進來，也就相應需要進行加工與輸出。如今的他更關心，怎樣講故事講成另外一個樣子——和別人、和過去的自己都不相同的樣子。
從最底層到北京，到走上寫作之路，一切都因這個時代，但這個時代在閻連科心目中是甚麼？飯桌上隨便收到的一條短信，在他看來都充滿文學才華，這便是時代對人的造就。所謂寫作的才華，根本就是時代所賦予的。而他也不會因為自身從事創作而專門去拓展閱讀，閱讀和寫作一樣，是生活中最自然而然發生的那一部分。譬如最近在讀有關拉薩的書，也非因為個人對拉薩有特別興趣，而是自然而然地翻開、看下去，便很可能延伸成為他關心其他邊陲地域的窗口。閱讀本就是人與世界的聯結，重要的也不是讀甚麼，而是讀後能聯想到甚麼、關心哪些與之相關的議題。文學，正是這樣的由點而線而面，展開人生的寬廣視野。
或許誠如閻連科所說，他相當懦弱，但是通過寫作，他才能夠面對自己內在的那部分膽怯，才能以文化的堅定內核，去令個人變得更為強大。而作為一個作家，能夠因寫而直面自身，已經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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