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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輝
很多年前，讀楊際光（貝苔娜）的詩集《雨天集》，讀到一篇附錄的鍾文苓詩評，感觸良多，他說：「我們有過詩人，但沒有詩，有過詩的形式，但沒有詩，有過詩，但依然沒有詩……」那時只覺得這說法有點偏激，那時想，我們不僅有過詩人，有過詩的形式，還有過詩。這是入乎其內的看法吧。
讀五四迄今的詩選集，我們只覺得有太多被遺漏了的詩和詩人，而且詩在這幾十年來始終生生不息，由簡而繁，形成了一個新的生態環境—由胡適、劉半農到卞之琳、辛苗、梁文星、綠原、弦、商禽、葉維廉、馬朗、楊牧、梁秉鈞、顧城、多多、夏宇……我們不但有詩，而且有一個繼往開來的詩的傳統。
然後，有時讀著一些詩刊，讀著一些陳陳相因、了無生機的詩刊，又或者嘗試站得遠一點，回顧若干時日裡的詩壇面貌，也許就會同意鍾文苓當年的那一番論調了—是的，我們的詩實在太少了，這九十多年以來，我們有過多少詩人？又有過多少詩？我們不是沒有詩，只是在數量驚人的詩人當中，能夠找到的詩實在少得不成比例了。這大概是出乎其外的看法。
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讀到一首遲來的詩，叫《二月回春》，那感覺就好像有點「過盡千帆皆不是」。如今已是炎炎五月了，早上起來，雨歇了，天氣報告說氣溫二十七八度，走到大街上，陽光遍地，那才真有一點「春回」的味道呢。也許我們對「春回大地」總不免有一種抒情多於寫實的寄望，眼下有那麼一丁點兒回暖的跡象，就以為春天又回到身邊了，殊不知春天常常來了一陣子又跑遠了一陣子，若即若離，怎不教抒情的寫作人常常表錯情。
問題也許在於我們對春天的象徵總是有些過於抒情的期待。很久以前，就有人不斷學雪萊的口吻，冬天未過，就說「春天還會遠嗎？」究其實，這種口吻總不免是抒情的（如果不是濫情的話），或者說，總不免帶點浪漫的象徵。春回春回，平平凡凡淡如水的日子，就好像有了一些抒情或象徵的藉口了。
氣溫二十多度，陽光遍地，走不到十分鐘就感到額角有點黏黏稠稠的汗水，於是就想，這春天看來也不怎麼持久了，可不是已經有點炎夏的氣息麼？我想寫詩的人也有同感吧，到了這一站的歲月，春天不過是年年如是的期望，也許到了春天過盡，才明白期望注定落空，只是在等待的時候，有期望總比沒有期望好，儘管結果一樣，但有那麼一陣子恍有所感的，也許一閃就過的念頭，也堪可暫時紓緩一站歲月的疲累了。說來大概不算自欺，到了連自欺也懶得去想的時候，這一站恐怕已經到了終點。
都說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年代，經濟危機、能源危機、生態危機、信心危機、文化危機……關於危機的書籍實在太多了。文學當然也有著許多危機，詩的生存空間尤其教人不敢樂觀，於是，我們都不免對詩、對文學有所姑息，並且以種種相對寬容的論調為詩辯護。當中一半是基於大半生的信仰，另一半如果捫心自問，大概不無護短的偏見吧。
也許，只有承認詩和文學並不是偉大的，也不是毫無條件地免於毀滅的，才可以確認當中的種種危機，才可以讓自己生存其間而毫不感到卑微。我們畢竟還有一些「不錯」的詩，但必須明白那只是一般標準甚至低標準的「不錯」，至於高標準，則斷然不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虛榮，而是一種與存在不可分割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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