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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憲元說，「政經分離」是時下熱議話題。
——助外來工融入社區 與本地戶和睦共處
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過去30多年來了，經濟率先起步的廣東，已經成了全國各地農民工外出打工的首選之地。在珠三角星羅棋布的各個村莊裡，每一個工廠的每一條流水線上，都忙碌著外省農民工的身影。
就在廣東經濟持續領跑全國的同時，因為生活習慣和生存環境之間的巨大差異，廣東本地人和外來打工者之間的諸多衝突和爭端，也在不斷增多。2011年6月11日發生的四川籍打工者與廣州增城大敦村村民之間群體衝突，成為這一矛盾中的標誌性事件。
其實，在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數量龐大的外來務工群體與本地戶籍居民之間的摩擦時有發生，大敦村事件也因此成為各方破解這一問題的樣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保羅
備受關注的烏坎事件的順利解決，為國內解決基層糾紛做了一次很好的經驗總結。而曾引起各方矚目的廣州新塘「6．11」外來打工者和本地人的衝突事件，發生迄今已將近一年，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度回訪新塘大敦村後發現，當地正在試圖通過社會管理創新，謀求解決不同戶籍地人群管理體制上的癥結所在。
治安好轉 外來工回流
近日的一個下午，增城大敦村口。一位來自江西興國縣的37歲外來工劉平元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他和妻子的青春歲月都在大敦村度過。2011年「6．11」事件前選擇回了江西興國老家，因為聽其哥哥說「大敦村治安變好了」，前日才重回大敦村。劉平元說，這次回大敦村想開一家江西興國風味餐館。目前仍在尋找合適的舖面。
在大敦村創業路360號舖，幾個工人在給牛仔褲剪線頭。老闆娘何小姐是四川達州人，她說，今年春節過後確實不好招人，現在緩過來了，該廠招的員工都是四川老鄉，陸續又回來上班了。何小姐坦言，現在的治安明顯比「6．11」事件前好多了，也不用再害怕村治保隊亂收費了。
大敦村頭，益軒紡織布行。本地村民盧先生打理著布行業務。盧先生坦言，大敦村工廠年初招工確實很難，但現在好多了。八九成工人都招齊了。「因為我們做布生意的要和工廠打交道，製衣廠老闆一個月生意好的時候員工工資高達五千元，平均也有三四千元。
新塘鎮政府列先生說，「6．11」事件之後，大敦村務工人員數確實減少了。現在大敦村治安好了，外來務工人員會陸續回流大敦村。
重組駐村輔警 轄屬公安局
記者在採訪中也獲悉，對於大敦村事件原因的分析，當地官方將其歸結為：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存在「小馬拉大車」和「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增城市政法委副書記、增城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梁經瑜，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也坦承：「當時由於政府管理沒到位，造成村治保隊被動越位。大敦村經濟發展那麼多年了，已不是簡單村的概念，本地人是7,000多人，外地6萬多人，環境形勢發生變化了。包括環境衛生，市政管理。由於政府力量沒到位，村裡面用治安力量去進行社會服務管理」。
梁經瑜透露，事發後當地政府解散了原來大敦村治保隊隊員。重新組建大敦村聯防隊作為駐村輔警。改革要點是駐村輔警統一由公安局派出所指揮、轄區民警擔任中隊長，並且由市鎮兩級政府解決他們的工資待遇。
據介紹，事件發生三個多月後，大敦派出所對面建立起了功能齊全的「一站三中心」：大敦村綜治信訪維穩工作站、大敦村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管理服務中心、大敦村文體活動服務中心、大敦村工商企業和社會管理服務中心。「一站三中心」佔地2,000多平方米，共有85名辦事人員。全部是由當地政府各職能部門派出，「下沉」到辦事櫃檯。
建功能齊全「一站三中心」
梁經瑜口中的「一站三中心」，其實就是當地在探求「政經分離」的具體措施。新塘事件發生後，廣東省組織各地市政府對事件進行反思，探求解決之道。認為把保障外來人正當權益事務管理的「政」，和事關本地戶籍人口經濟利益的「經」，妥善的分離管理，是當下尋求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日前在佛山就加強基層黨建和社會管理創新進行專題調研。他在座談會上亦表示，「政經分離」是個方向，並要求為廣東各地的外來工參與自治留空間。
按照制度設計，在農村基層「政經分離」之後，面向居民的政府公共服務的主要載體是社區，社區服務中心即政府在基層的延伸系統，其職能也將與政府的一些部門對接。
記者到訪現場看到，位於大敦大道上的「一站三中心」內，各管理部門設置的辦事櫃檯低至一米，全部開放式辦工。已是午飯時間，工作人員仍在為外來工提供辦證業務。
一位名叫鄭長發的四川達州外來工，在辦工廠執照時與辦證人員發生分歧，「本地人不交出租稅，別影響租戶辦工商執照嘛！」「一站三中心」何副主任緊急到場處理，承諾盡快解決。記者也注意到，大敦村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管理服務中心，還開設了免費為外來工中介出租屋的專櫃，當日有13處出租房源信息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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