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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教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 攝
中國農村眾多亂象的根源是甚麼？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政治學研究院教授徐勇回答：土地產權的模糊性是問題之源。徐勇認為，中國現階段農村治理更多的是維穩式治理，而廣東烏坎事件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個標誌，它既沒有屈服於官意，也沒有屈從於民意，官與民統一在法律意志上，改變了不是官贏就是民輸的格局。中國有60萬個村，治理的路徑一是政經分離，二是村集體股份權益量化到個人，三是村民參與決策。現在中國農民個人的博弈力量太弱小，易以極端方式對抗，中國需要擴大博弈空間，讓農民擁有博弈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生華、俞鯤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徐勇，因2006年11月30日進中南海為胡錦濤、溫家寶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就中國農村基層民主與治理問題講課而廣為人知，他最近的一次為政界要人講課，是今年7月底在廣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等省委中心組成員，就「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作專題講座，一講土地產權問題，二講農民權益問題。
大量矛盾集中在「三資」管理
徐勇認為，因土地被大量賣掉而爆發的廣東烏坎事件是個標誌性事件，它令政府領導人更充分意識到中國農村基層治理的重要，如果基層不穩，整個社會都會坐在火山口上；而當今基層不斷爆發的群體性事件，不是個別問題，而是體制性問題。這意味著維穩式的治理方式已解決不了問題，必須進行綜合性治理、體制性改革。
當今農村大量矛盾是「三資」（資產、資金、資本）管理混亂造成的。徐勇覺得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基層治理手法打的是組合拳，是系統化的治理，從解決問題的「根」開始，這個「根」就是「三資」管理。解決思路是村務公開制度化，讓農民更多地參與治理。廣東探索三點：一政經分離，村書記不再兼任村經濟合作社領導；二股權量化，改變股份合作社僅掌握在幹部手上的局面，集體資產更加明晰到村民，股份權益量化到個人；三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決策時便開始監督。如廣東梅州焦嶺廣育村率先設立村務監督委員會，如今在廣東省全省推廣。
農村核心問題是土地產權
在徐勇看來，農村的「三資」管理問題，核心是土地產權問題，中國農村所有的問題，是產權的模糊性帶來的。土地國有化與土地私有化，這是兩種思路。土地國有化，國家拿土地更方便，經濟建設推進速度更快；土地產權很明晰，則土地成本高，地方政府「零地價」招商引資就沒法進行了。從政府的經濟衝動邏輯看，盡量讓土地產權模糊化，以至出現某貫穿南北的高速公路項目一畝地才補償兩千元，而農民實際只能獲得幾百元的情形。
對於重慶將農民宅基地等非耕地閒置土地進行用地指標置換的「地票交易」探索，徐勇直指「將帶來無限後患」。在2011年11月於浙江大學舉行的一個國際會議上，徐勇這樣評價重慶的「地票交易」：「重慶在唱紅歌中不知不覺地把農民的土地拿走了，農民得到了暫時的利益，卻永遠也享受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經濟一旦轉差，失地的農民將成為衝突之源。」徐勇當時的發言遭到抨擊，不過徐勇欣慰地看到，溫家寶總理也在山西隔空喊話：土地是農民的保障，不能拿走。
有組織博弈不易走極端
記者請教徐勇教授：不進行土地產權改革而僅僅做治理文章，是否也只是一種「維穩」管理？對此徐勇回答：村經分離、股權量化等的確是農村治理的治標之法，但官與民在土地產權明晰上的利益矛盾是長期存在的，這一定是一場博弈，我們應該支持博弈力量的成長，現在個人的博弈力量太弱小，個人又很容易採取危險的極端方式對抗，而農民有組織的博弈就不易走極端。雖然仍是一個螃蟹咬住另一個螃蟹的局面，但博弈中自會一個個地來解開，不是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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