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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堂的前世今生——從大會堂的變化看香港（8）
文：周凡夫
如果說香港大會堂是香港藝術行政人員的少林寺，那祇是有關香港藝術行政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在香港社會發展過程的開始。這個開始帶出來的便是大會堂見證了香港的藝術行政人員，特別是在政府架構中的文化官員，在量與質方面的改變！
六十年初大會堂啟用初期，既乏國際規範的演藝場館，專業（職業）藝團亦欠奉，「藝術行政」的觀念亦極為薄弱，擔負起大會堂啟用後營運管理，由歐必達（R. Oblitas）、陳達文（副經理），和孫康統領，包括何家光，稍後的李尚業、楊裕平等人在內的團隊，當可視為香港早年藝術行政走向專業化的先鋒。到七十年代初期公開招考陸續入職的八位副經理，更成為大會堂七十年代帶領香港演藝活動走向專業化的生力軍，「大會堂八大經理」亦成為繼後香港藝術行政行業不斷壯大的骨幹。其中已移民溫哥華的黃鎮華，穿梭中港兩地的鍾卓林，現今分別於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香港演藝發展局擔任領導職位的袁立勳、周勇平，現於申訴專員公署任職的馬啟濃，去年才自康文署副署長職位退休的鍾嶺海等，更是帶領著好些後來者，為香港的藝術行政行業開枝散葉的「師傅」，是促進此一行業「量」變和「質」變的先行者。
「擺款」官腔 外行官僚
早年的藝術行政人員大多「邊做邊學」，「八大經理」時期開始安排到海外作專業進修。然而，作為政府營運的香港大會堂，一切仍要按著政府制定的眾多條例來運作，新聞宣傳便概由政府新聞處負責。在大會堂設立的專責宣傳組，編制人數亦不斷擴充。文化藝術活動的宣傳推廣要發揮功效，其實和宣傳推廣商業產品的原則相同，首先要清楚「文化活動」這種「產品」的性質、特點、市場定位，估計銷售對象，能刺激消費意慾的所在，然後決定採用的宣傳推廣手法、形式、媒介種類和日程安排等，可說是藝術行政中一門很重要的課題。
當年政府新聞處負責為大會堂進行市場推廣的團隊人員，長期在官僚架構下工作，人人「按本子辦事」，難言有積極性外，從文化節目的籌劃、安排，到宣傳的過程中，仍會出現對節目欠缺專業了解，結果是顧此失彼，未能發揮宣傳推廣功效等等問題。這正是七、八十年代時，市政局在大會堂舉辦的文化活動，不時出現叫好不叫座的現象的根本原因。這可說是官僚架構下，只鼓勵官員按既定本子、程序辦事，未能誘發、刺激有關人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所致。筆者當年擔任《音樂生活》月刊音樂編輯，不時都要和負責宣傳大會堂節目的新聞官員打交道，也就不時會遇上「擺款」的官腔，外行的官僚，結果便每每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可以說是當年政府新聞處欠缺具有藝術行政經驗的人員，但又要承擔起文化演藝市場的推廣工作所出現的「尷尬」現象。
1989年香港文化中心落成前後，專責文化活動宣傳的新聞官，對文化活動一無所知的雖已較少，但文化活動的性質和類型廣泛，即使對文化活動有認識的官員亦不可樣樣皆能。大會堂節目部亦因人才不斷流失（外調其他場館，或移民走了），新人經驗不足，僅依賴少數資深文化官員支撐的情況下，新聞官要透過節目部加強對節目的認識了解，在溝通上亦難免存有問題，要能成功突出宣傳推廣節目的特點亦不容易。
另一方面，當年的新聞官制度，每隔一段不太長的時間便會有所調動，有關宣傳推廣的經驗也就未能累積，很多時新聞官對本港文化市場情況有較深了解時，亦正是要調離工作崗位之日。加以當年的市政局，按月舉辦的文化活動，形式性質多樣，項目更是不少，以原有的編制人才，僅是應付既定的本子、程序去逐一宣傳推廣，已是頗為吃力的事，遇上人手不足，部分節目欠缺宣傳也就是難免的事了。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官員但知去「應付」工作，宣傳推廣手法形式便流於保守，欠缺靈活變通，就更遑論會對市場情況變化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應了。
「質」的改變 北上發展
80年前後香港藝術中心、灣仔新伊館、紅館、大專會堂（現名大學會堂）、荃灣大會堂、沙田大會堂、屯門大會堂、香港演藝學院，和各區的文娛中心陸續落成啟用，這些場館大多仍如大會堂一樣，採用政府架構營運，於是文化場館的文化官員團隊開始以大會堂為基地迅速膨脹。加上專業藝團亦自七十年代末期陸續出現，香港文化中心落成，接受專業訓練的藝術行政人員亦不斷增加，甚至有在歐洲富有專業經驗的外籍高層人員獲聘來港，帶來更多海外經驗，香港整個藝術行政行業都出現「質」的改變！
同時，香港回歸過渡帶來政治大環境的影響，在政府架構中的文化官員亦逐漸出現「質」的變化，官僚作風慢慢減退。及至香港回歸前後，藝術行政人員北上發展，如出身官方體系背景的周勇平，民間背景的鄺為立、劉鎮強、曹誠淵，更將香港的經驗帶到大中華。至於曾在政府架構（音統處、香港電台），民間藝術組織（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藝術節）、教育機構（香港演藝學院、中文大學）工作過的鄭新文，更分別在上海，香港開設藝術行政課程，直接間接地為大中華培訓藝術行政專業人才！
現今香港面臨西九文娛中心落成後，對藝術行政人員需求大增，近年更開始積極推行培養及提升業內人才的種種措施。在此一時刻，回顧大會堂五十年來出任發揮舵手作用的場地主管人員，從第一代的歐必達、陳達文、楊裕平、何家光，七十年代的馬啟濃、鍾嶺海、彭沖、李建真、吳球，八十年代的余守強、潘廣駿，九十年代的杜理基、李元賢，回歸前後的鍾卓林，到新世紀後的彭惠蓮、唐小華、徐秀妍，及現時在職的方雅雯，各人正好見證了過往半個世紀以來香港藝術行政發展從量和質不斷改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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