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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彬
在讀過的德語作家中，托馬斯．曼最讓我欣賞和欽佩。
很年輕的時候，二十三、四歲吧，我喜歡上一個女孩子，她漂亮、白皙、長髮飄飄，聰明活潑、愛說愛笑，只有一個缺點，不愛看書，也搞不懂我為什麼整天讀書。結果當然是沒有結果，兩人最後分手了。很長一段時間，我都難以擺脫痛苦和抑鬱，一天傍晚，讀到了托馬斯．曼的《托尼奧．克勒格爾》，小說主人公的話道出了我的心聲：「只有不讀《茵夢湖》，也不寫什麼和《茵夢湖》一樣的東西的姑娘，才會如此美麗和開朗，悲劇就在這裡」。
《茵夢湖》是德國19世紀小說家施托姆的作品，講述了一對年輕戀人有情無緣的故事，作品藝術造詣很高，瀰漫著濃重的惆悵與感傷。托馬斯．曼顯然很喜歡施托姆，他自己作品的一個主題，也是人的苦惱、憂傷和困頓。與施托姆相比，托馬斯．曼更強調了人在現實中的矛盾與困境，他精心描寫了在對美的熱愛和追尋中人的渺小、卑微和致命的軟弱。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常見的事實，美往往被上層權貴、粗魯的富豪乃至強蠻之徒所佔有，美有時是無辜的、無知的，美天生驕傲而高貴，聖潔無比。在命運之神片刻的疏忽中，美也有逸出常軌之事，在靈光的感召下，美幡然醒悟了，美不再與醜惡與庸碌妥協，美要與霸佔者決裂，而人的高尚、偉大、超越性和犧牲精神，正是在對美的愛慕和追求中得以體現的。
1875年，托馬斯．曼出生於德國一富商之家，很早的時候就展現了文學才華。年滿21歲時，他有資格從父親遺留下來的財產中獲得每月160到180馬克，這樣生活就有了保障，從此成為一名自由作家。1897年，托馬斯．曼開始《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創作，4年後小說發表並獲得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德國的文學地位。1929年，托馬斯．曼獲諾貝爾文學獎。
1930年德國大選，納粹一躍成為國會第二大黨。托馬斯．曼厭惡這種煽動性的政治勢力，他稱納粹主義是「怪癖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是罕見的粗魯」，對「群眾性痙攣、流氓叫囂、反覆高喊單一口號直到嘴角帶沫」的大眾狂熱，他反感到極點。他質問是否「納粹理想所要求的低級的、思想單純的、腳後跟行軍中啪啪作響的真誠，這種全民族的單一化，在成熟且經驗豐富的德意志民族中，真的可以實現？」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同年，托馬斯．曼開始流亡生活，先是瑞士，然後是美國。1936年，他寫道：「對人類、道德及審美的無數觀察讓我確信，現在的德國政權對德國和世界都不會有什麼好處。」他被納粹剝奪了德國國籍，他聲明不承認那個「佔據在德國土地上的滅絕人性的統治政權」，這個政權「沒有思想，卻又反對思想，反對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東西，反對自由、真理和正義」。1938年到美國後，托馬斯．曼接受《紐約時報》採訪，他高昂地宣稱：「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著聯繫。」
在托馬斯．曼的創作中，以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浮士德博士》最為著名，而最精練地表現了作者對美的追求主題的作品，是《特里斯坦》、《托尼奧．克勒格爾》、《死於威尼斯》和《沉重的時刻》。這四篇小說被人稱為「藝術家小說」， 是作家關於美、創作和藝術家問題的思考與總結。
《特里斯坦》幾乎就像一則寓言。女主人公科勒特揚夫人患有嚴重疾病，但仍美麗動人，作家史平奈爾是美的發現者，他為人孤僻，不善與人交往，卻能啟發女主人公重新看待和思考自己的命運，使她意識到自己以前過得是渾渾噩噩的日子，丈夫雖然有錢，但是粗鄙、醜陋、蠻橫，不懂得珍惜和愛護。史平奈爾雖然發現和啟發了美，但無權無勢，單薄弱小，不能給女主人公提供保護，只能給她的丈夫寫一封冷嘲熱諷的信，結果遭來一頓辱罵，自己還結結巴巴，毫無還手之力。小說告訴人們，美與醜的爭鬥，每時每刻都在上演，但美往往不是醜的對手。醜惡是強大的、有權勢的，它不顧一切地前進，踐踏和佔有沿途看到的所有好東西，並且不乏繼承人。
《托尼奧．克勒格爾》，描寫了一位藝術成就很高，但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作家，他只能躲在陽台玻璃的背後，用羨慕和嫉妒的眼光看著平常人們的歡樂舞蹈。他感嘆：「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問題比藝術家跟他自己人性方面的矛盾更折磨人了」。
《死於威尼斯》非常著名，後來還被拍成了電影。小說描寫作家阿申巴赫到威尼斯度假，遇上一位美少年塔齊奧，「少年臉色蒼白，神態幽嫻，長著一頭蜜色的柔髮，鼻子秀挺，像天使般純淨可愛」。阿申巴赫真的愛上了這位俊美的波蘭少年，他覺得無論在自然界或造型藝術中，從未見過這樣精雕細琢的藝術作品，塔齊奧就是美的化身，一舉一動都美輪美奐，作家廢寢忘食，傾力而為，追求的不就是這樣一個完美形象嗎？阿申巴赫完全陶醉了，到處追隨著美少年，整個人被激情所左右。威尼斯爆發了一場霍亂，遊客紛紛逃避，阿申巴赫也了解到事態的嚴重，但為了多看塔齊奧一眼，他卻不願離開威尼斯，最後染病而死。
阿申巴赫對少年的追求，是一個獻身於美的事業的人之生命寫照，是作家對美的不懈追尋與熱愛的象徵。當這種追尋和愛達到一定程度後，人完全處於忘我的狀態，理性被情感之火燒得片甲不留。燃燒的激情一度使他靈感如潮，寫出優美閃亮的文字，同時也使他情感失控，不再顧忌自身尊嚴與健康，最後的悲劇因此難以避免。
《沉重的時刻》，是以大詩人席勒為原型創作的。夜很深了，而且很冷，小說主人公身體有病，但還在為寫作中遇到的困難而苦惱。作品揭示了一個近乎殘酷的真理，作家要寫出好的作品，就不能過平常人的幸福生活，他必須承受痛苦和不幸，孤獨是必要的，疾患是注定的，而才能和才華，只有在痛苦與艱難的跋涉中才會展現。托馬斯．曼寫道：如果說桌上那個該死的作品使他痛苦，那不是應該這樣而且幾乎是一個好的徵兆嗎？才能，並不僅僅是一種本領，歸根結蒂，它是一種需要，一種對理想的艱巨探求，一種在痛苦中產生並提高它的能力和不滿足。對最偉大的人，最不滿足的人來說，他們的才能就是最嚴峻的鞭策。
四篇小說的表現手法不一，主人公性格也各有特點，卻都闡述著一個思想，作家應該是真誠的，應該敏於發現美，為美的創作和事業而獻身，要勇於擔當，敢於藐視。偉大的作品，都是在與憂慮、痛苦、窮困、孤獨、病弱、道德敗壞、七情六慾以及各種各樣的障礙作鬥爭中誕生出來的。
1952年，托馬斯．曼返回歐洲，1955年7月，他病逝於瑞士。在漫長的寫作生涯中，除了小說，他還撰有大量評論文章，並且寫了2萬多封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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