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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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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派價值」媒體人王健壯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3-03-09]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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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以「走過荊棘,尋找繁花」為主題,邀來台灣資深傳媒人、評論家王健壯來港,進行「台灣式言談」。對於任何一個身在媒體之中的從業者而言,王健壯所帶來的啟發都是切身的,關乎理想、信念與現實的。故而今次我們特別使用對談的專訪方式,讓讀者跟隨這位在媒體中闖蕩三十多年的名家,去理解新聞環境、新聞價值,以及新聞媒體未來的道路可以怎樣前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我看著一個傳統「這樣」消失掉

 問:您認為自己是位老派記者,那麼您怎樣看待「老派價值」與當下新聞業價值間的關係?

王:我的感觸是我這個世代的新聞記者,因為受到比我前面世代的老記者影響,我們通常心裡面會有一些理念。這些理念可能是胡適之辦獨立評論的理念,也可能是《文匯報》早年那些老一輩記者的理念,那些理念在我們的血肉裡面,在我們採訪、寫作的過程裡面。

  我常感觸,年輕世代的記者們似乎不太重視這些東西,而更讓我感觸的,不只是記者不重視這些了,而是報館的負責人,可能包括總編輯、報老闆,他們心目中唯一檢驗新聞好壞的標準就是市場,而不是記者在一條新聞上有沒有發揮到媒體應該有的基本角色功能。另一方面,讀者也根據市場,讀者認為這個報紙的銷路最廣,所以我就去買這份報紙,而不是因為這份報紙有獨特的風格、理念和堅持的價值而去買。所以一連串的惡性循環,讓「老派價值」一天天、一年年消失掉。

   「老派價值」不只是華文媒體要堅持,實際上古今中外皆然,但這種價值如今在華文媒體中似乎已經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了。譬如我們開會聊天、檢討新聞時,談的是讀者喜不喜歡看這些東西、市場能不能接受這些東西、今天用這個題目做封面好不好賣等等,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討論這個新聞有沒有影響力?這個新聞能不能改變一些東西?我再用英文來講,過去「老派價值」的媒體關注news you need to know(你應該、必須要知道的新聞有哪些,我把它登出來),現在則往往變成關注news you like to know(你喜歡甚麼新聞,我就提供給你),或是news you want to know(你希望知道甚麼新聞,那我就提供給你,像訂製衣服一樣)。我想這個是不對的,因為媒體本來是負責替讀者收集資訊、解讀資訊,本來就是希望告訴讀者我幫你收集了多少。譬如今天有一千則新聞,媒體報了50則、收集了50則,再選其中10則幫讀者深入解讀,這才是媒體的責任,可現在則是讀者和市場需要甚麼就給甚麼,所以「老派價值」喪失掉了。

 

問:那麼您會失望嗎?

王:當然。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記者,我看到一個傳統消失掉當然會失望,這個失望還不是別人沒有走這條路的失望,而是媒體這一個行業是不是很可能長此下去,就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媒介,因為媒體曾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它本來存在的目的也是扮演那些角色。新聞學告訴我們的「守望」、「告知」,雖然這是八股,但如果媒體連這些基本功能都沒有了,那要它幹嘛?可能媒體就變得還不如所謂的social media——社群媒體起碼本身足夠快速、讓有同好的人集中在同個領域快速交換信息。這樣一來,報紙和電視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所以我的失望是兩種失望,其中最嚴重的失望,是對這個產業的角色功能的失望。

 

問:看到這樣的現狀,會否想要試著改變?

王:當然我的心還沒有死,雖然我已經做了三十多年記者,並且一步一步做到了總編輯、社長,但心還沒死——雖然可能不像年輕時有那麼大的衝勁,沒有那麼大的熱情,但還是常常在想。其實這半年來,台北很多朋友之間大家也在談,看看有沒有可能在台灣現有的媒體當中,提供一個更有獨立性格的媒體。它不是完全排斥市場、不是完全否定讀者,但起碼應該是一個價值先行的媒體。

  它要堅持的是,我們之所以創辦這個媒體,我們的價值是甚麼?為的是甚麼?所以我也還在和一些朋友談。台灣很多朋友跟我一樣還是不死心,因為台灣媒體真的很爛,台灣的媒體專業的淪落速度快得讓你訝異。所以眼看著我剛才擔心的事情就會發生,媒體變成可有可無,那不是一個進步的社會,或者我們退一步講,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的結果。所以我還是沒死心,也還是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沒死心。我可以研判,台灣半年一年之後,絕對會出現有新形態、有獨立性格的獨立媒體。而它不是我們一般所講的公民記者而已,因為公民記者是個體戶,這個媒體它應該是一個比較不受制於財團、市場、讀者的一個所謂有獨立性格的媒體。因為亂象太亂,每個人都心有所憂,我想這是個遲早的趨勢。

新聞寫作對個人寫作的影響

問:您覺得在您的個人寫作方面,新聞寫作的習慣是否也會滲透到其他方面?

王:當然會有影響。譬如海明威的文體為甚麼那麼乾淨?海明威的文章都是短句,他很少用which and that這樣的轉接語,為甚麼?因為他當過記者。這個絕對不是巧合,做過新聞記者再去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他的文章一定非常乾淨,文章一定可讀性很高。海明威如此,《冷血》的作者卡波特如此,馬克.吐溫也如此,馬克.吐溫不但當過記者,家裡還是開報館的。許多文章寫得乾淨漂亮的作者,大多是記者出身,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是文藝少年出身,年輕時寫現代詩、寫散文,那個對我當記者有幫助,因為可能寫文章對我不是那麼困難,但是記者的訓練,把我那個文藝少年的習慣改了很多。文藝少年喜歡寫一些不存在的、文學的東西,但新聞要寫存在的東西、要寫得很具象,所以這些都對我有幫助。

  譬如前年我寫我父親的故事,好處是即使我自己覺得很悲哀,但記者的訓練也可以讓我把感情收斂到某一個程度。但是我也常常自己開玩笑,我大概已經沒有辦法寫小說了,因為我不會寫對話,我不會去描景,這是寫文學非常重要的條件──要會寫場景、細節、對話,但記者習慣於寫得很直,所以那種文學性的筆法愈來愈弱。

永遠要讓理想變成脊椎骨

問:在新聞理念慢慢喪失的環境下,怎樣看待新聞理想主義的心境?

王:做新聞這一行和做其他行業不太一樣,如果想要賺錢,那不要當記者,想要有影響力,也不要當記者,想有權力、有知名度,都不要當記者,因為其他的行業,可能都比記者更容易得到這些。記者這一行命定不可能得到那麼多錢、權力、知名度,所以新入行的年輕人要先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之後就有一個東西不能改變——對這一行的初衷。

  當初,你的初衷是甚麼?初衷就是你的理想啊,當記者的第一天一直到離開崗位的最後一天,它始終要變成你最重要的脊椎骨。如果沒有了理想,就等於沒有了脊椎骨,那一個生物、一隻動物怎麼存活下去?我常常要求自己和同事、新聞記者寫文章時永遠要抱著一個心情:「我寫現在這篇文章,要抱著寫第一篇文章的心情去寫,因為寫第一篇時很興奮,但同時要抱著這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的心情——要非常慎重。」所以如果一個記者寫每一篇文章時,都抱著興奮和慎重的心情,坦白說他不會喪失理想主義的。即使我們受限於客觀環境,無法做一個大記者、有影響力的記者,但起碼我們不會犯錯,不會違背初衷。永遠要讓理想變成我們的脊椎骨。

談香港的媒體環境

問:您怎樣看待香港和台灣媒體環境間的差異?

王:台灣媒體早年受制於威權統治、政治壓力,後來出現了民營媒體,通常是以自由派的角色出現,像《中國時報》、《聯合報》等等,所以慢慢形成「黨外媒體」,按西方的詞語來講有點像地下媒體,是反抗的,反叛的。

  但是香港的媒體,一開始在港英政府之下,就沒有一個政治壓力,所以香港媒體很早就是英國媒體的翻版——「小報文化」。所以香港才會有這些「小報」和雜誌。此刻香港的所有媒體,比較接近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的媒體,大概只有極少數,譬如《信報》這樣的報章。兩地的媒體環境先天就不同,不過香港媒體當然慢慢也要面臨這樣的問題:怎樣維持專業媒體的價值和性格。

發揮剩餘價值

 王健壯說:「我此刻在大學教書,但同時也在媒體上寫專欄。但是將來如果還是有可能去辦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媒體,能把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用得上的話,我也不會排斥的,所以很難講將來我的角色是怎樣。」對他而言,教書是把三十多年老記者的經驗,做剩餘價值的利用,把這「剩餘價值」讓年輕一輩傳承下去。但這個東西對他來講,顯然又不是最想要的。

 王健壯內心清楚:「我始終有一個夢,台灣要出現一份像英國《衛報》這樣的媒體。那是我的夢幻媒體,那是我的夢。」或許那夢會有實踐的一天,不過眼下來看,這位清醒的傳媒人亦知,仍然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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