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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以「走過荊棘，尋找繁花」為主題，邀來台灣資深傳媒人、評論家王健壯來港，進行「台灣式言談」。對於任何一個身在媒體之中的從業者而言，王健壯所帶來的啟發都是切身的，關乎理想、信念與現實的。故而今次我們特別使用對談的專訪方式，讓讀者跟隨這位在媒體中闖蕩三十多年的名家，去理解新聞環境、新聞價值，以及新聞媒體未來的道路可以怎樣前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我看著一個傳統「這樣」消失掉
問：您認為自己是位老派記者，那麼您怎樣看待「老派價值」與當下新聞業價值間的關係？
王：我的感觸是我這個世代的新聞記者，因為受到比我前面世代的老記者影響，我們通常心裡面會有一些理念。這些理念可能是胡適之辦獨立評論的理念，也可能是《文匯報》早年那些老一輩記者的理念，那些理念在我們的血肉裡面，在我們採訪、寫作的過程裡面。
我常感觸，年輕世代的記者們似乎不太重視這些東西，而更讓我感觸的，不只是記者不重視這些了，而是報館的負責人，可能包括總編輯、報老闆，他們心目中唯一檢驗新聞好壞的標準就是市場，而不是記者在一條新聞上有沒有發揮到媒體應該有的基本角色功能。另一方面，讀者也根據市場，讀者認為這個報紙的銷路最廣，所以我就去買這份報紙，而不是因為這份報紙有獨特的風格、理念和堅持的價值而去買。所以一連串的惡性循環，讓「老派價值」一天天、一年年消失掉。
「老派價值」不只是華文媒體要堅持，實際上古今中外皆然，但這種價值如今在華文媒體中似乎已經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了。譬如我們開會聊天、檢討新聞時，談的是讀者喜不喜歡看這些東西、市場能不能接受這些東西、今天用這個題目做封面好不好賣等等，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討論這個新聞有沒有影響力？這個新聞能不能改變一些東西？我再用英文來講，過去「老派價值」的媒體關注news you need to know（你應該、必須要知道的新聞有哪些，我把它登出來），現在則往往變成關注news you like to know（你喜歡甚麼新聞，我就提供給你），或是news you want to know（你希望知道甚麼新聞，那我就提供給你，像訂製衣服一樣）。我想這個是不對的，因為媒體本來是負責替讀者收集資訊、解讀資訊，本來就是希望告訴讀者我幫你收集了多少。譬如今天有一千則新聞，媒體報了50則、收集了50則，再選其中10則幫讀者深入解讀，這才是媒體的責任，可現在則是讀者和市場需要甚麼就給甚麼，所以「老派價值」喪失掉了。
問：那麼您會失望嗎？
王：當然。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記者，我看到一個傳統消失掉當然會失望，這個失望還不是別人沒有走這條路的失望，而是媒體這一個行業是不是很可能長此下去，就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媒介，因為媒體曾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它本來存在的目的也是扮演那些角色。新聞學告訴我們的「守望」、「告知」，雖然這是八股，但如果媒體連這些基本功能都沒有了，那要它幹嘛？可能媒體就變得還不如所謂的social media——社群媒體起碼本身足夠快速、讓有同好的人集中在同個領域快速交換信息。這樣一來，報紙和電視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所以我的失望是兩種失望，其中最嚴重的失望，是對這個產業的角色功能的失望。
問：看到這樣的現狀，會否想要試著改變？
王：當然我的心還沒有死，雖然我已經做了三十多年記者，並且一步一步做到了總編輯、社長，但心還沒死——雖然可能不像年輕時有那麼大的衝勁，沒有那麼大的熱情，但還是常常在想。其實這半年來，台北很多朋友之間大家也在談，看看有沒有可能在台灣現有的媒體當中，提供一個更有獨立性格的媒體。它不是完全排斥市場、不是完全否定讀者，但起碼應該是一個價值先行的媒體。
它要堅持的是，我們之所以創辦這個媒體，我們的價值是甚麼？為的是甚麼？所以我也還在和一些朋友談。台灣很多朋友跟我一樣還是不死心，因為台灣媒體真的很爛，台灣的媒體專業的淪落速度快得讓你訝異。所以眼看著我剛才擔心的事情就會發生，媒體變成可有可無，那不是一個進步的社會，或者我們退一步講，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的結果。所以我還是沒死心，也還是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沒死心。我可以研判，台灣半年一年之後，絕對會出現有新形態、有獨立性格的獨立媒體。而它不是我們一般所講的公民記者而已，因為公民記者是個體戶，這個媒體它應該是一個比較不受制於財團、市場、讀者的一個所謂有獨立性格的媒體。因為亂象太亂，每個人都心有所憂，我想這是個遲早的趨勢。
新聞寫作對個人寫作的影響
問：您覺得在您的個人寫作方面，新聞寫作的習慣是否也會滲透到其他方面？
王：當然會有影響。譬如海明威的文體為甚麼那麼乾淨？海明威的文章都是短句，他很少用which and that這樣的轉接語，為甚麼？因為他當過記者。這個絕對不是巧合，做過新聞記者再去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他的文章一定非常乾淨，文章一定可讀性很高。海明威如此，《冷血》的作者卡波特如此，馬克．吐溫也如此，馬克．吐溫不但當過記者，家裡還是開報館的。許多文章寫得乾淨漂亮的作者，大多是記者出身，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是文藝少年出身，年輕時寫現代詩、寫散文，那個對我當記者有幫助，因為可能寫文章對我不是那麼困難，但是記者的訓練，把我那個文藝少年的習慣改了很多。文藝少年喜歡寫一些不存在的、文學的東西，但新聞要寫存在的東西、要寫得很具象，所以這些都對我有幫助。
譬如前年我寫我父親的故事，好處是即使我自己覺得很悲哀，但記者的訓練也可以讓我把感情收斂到某一個程度。但是我也常常自己開玩笑，我大概已經沒有辦法寫小說了，因為我不會寫對話，我不會去描景，這是寫文學非常重要的條件──要會寫場景、細節、對話，但記者習慣於寫得很直，所以那種文學性的筆法愈來愈弱。
永遠要讓理想變成脊椎骨
問：在新聞理念慢慢喪失的環境下，怎樣看待新聞理想主義的心境？
王：做新聞這一行和做其他行業不太一樣，如果想要賺錢，那不要當記者，想要有影響力，也不要當記者，想有權力、有知名度，都不要當記者，因為其他的行業，可能都比記者更容易得到這些。記者這一行命定不可能得到那麼多錢、權力、知名度，所以新入行的年輕人要先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之後就有一個東西不能改變——對這一行的初衷。
當初，你的初衷是甚麼？初衷就是你的理想啊，當記者的第一天一直到離開崗位的最後一天，它始終要變成你最重要的脊椎骨。如果沒有了理想，就等於沒有了脊椎骨，那一個生物、一隻動物怎麼存活下去？我常常要求自己和同事、新聞記者寫文章時永遠要抱著一個心情：「我寫現在這篇文章，要抱著寫第一篇文章的心情去寫，因為寫第一篇時很興奮，但同時要抱著這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的心情——要非常慎重。」所以如果一個記者寫每一篇文章時，都抱著興奮和慎重的心情，坦白說他不會喪失理想主義的。即使我們受限於客觀環境，無法做一個大記者、有影響力的記者，但起碼我們不會犯錯，不會違背初衷。永遠要讓理想變成我們的脊椎骨。
談香港的媒體環境
問：您怎樣看待香港和台灣媒體環境間的差異？
王：台灣媒體早年受制於威權統治、政治壓力，後來出現了民營媒體，通常是以自由派的角色出現，像《中國時報》、《聯合報》等等，所以慢慢形成「黨外媒體」，按西方的詞語來講有點像地下媒體，是反抗的，反叛的。
但是香港的媒體，一開始在港英政府之下，就沒有一個政治壓力，所以香港媒體很早就是英國媒體的翻版——「小報文化」。所以香港才會有這些「小報」和雜誌。此刻香港的所有媒體，比較接近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的媒體，大概只有極少數，譬如《信報》這樣的報章。兩地的媒體環境先天就不同，不過香港媒體當然慢慢也要面臨這樣的問題：怎樣維持專業媒體的價值和性格。
發揮剩餘價值
王健壯說：「我此刻在大學教書，但同時也在媒體上寫專欄。但是將來如果還是有可能去辦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媒體，能把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用得上的話，我也不會排斥的，所以很難講將來我的角色是怎樣。」對他而言，教書是把三十多年老記者的經驗，做剩餘價值的利用，把這「剩餘價值」讓年輕一輩傳承下去。但這個東西對他來講，顯然又不是最想要的。
王健壯內心清楚：「我始終有一個夢，台灣要出現一份像英國《衛報》這樣的媒體。那是我的夢幻媒體，那是我的夢。」或許那夢會有實踐的一天，不過眼下來看，這位清醒的傳媒人亦知，仍然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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