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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畫家陳洪綬繪畫的陶淵明畫像。
──《歸去來兮辭》的寫作時間問題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在《五柳先生傳》中，陶淵明說自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裡的「不求甚解」，指的是讀書旨在明瞭大意，不需要咬文嚼字、尤其不可過度詮釋。
五柳先生的話當然不錯。問題是：哪些情況屬於「甚解」，哪些情況屬「不可不解」呢？最簡單的說法是：倘若一個問題解答不了，會直接影響對事情的通盤認識──這樣，研究這個問題就不是「甚解」，而是「不可不解」了。
《歸去來兮辭》的寫作時間正是一個「不可不解」的問題。過去幾十年，學術界對《歸去來兮辭》的寫作時間有兩種看法：一是寫於義熙元年(405)十一月，支持這個說法的代表學者有周振甫、錢鍾書、袁行霈等；二是寫於義熙二年(406)春天或稍後，代表學者有逯欽立、朱東潤等。
慢著！上述人物每一位都是文學研究的泰山北斗，該相信誰？《歸去來兮辭》寫作時間又何關宏旨？一年的差異，真的這麼重要嗎？
是的，十分重要。原因是陶淵明在義熙元年十一月「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而《歸去來兮辭》中又有「農人告余以春及」、「木欣欣而向榮」等春夏景象。那麼，如果這篇文章寫於義熙元年冬天，則通篇辭賦的「田園描寫」只可能是想像之辭，這正是錢鍾書先生的看法。錢老認為這篇作品「敘啟程之初至抵家以後諸況」，其實都是作者「心先歷歷想」，不過寫出來彷彿「身正一一經」（《管錐篇》）罷了。
如果文章寫於義熙二年，陶淵明既已歸園田居，那麼文章中包括歸園途中「舟遙遙以輕颺」，以及文中的田園故事，都可能是陶潛的親身經歷了。就如逯欽立先生說：「辭涉春耕，全文寫成在次年。」（《陶淵明集》）
《歸去來兮辭》寫作時間的判斷，事關文章「虛實」，問題不可謂不關鍵，因此，「不可不解」。
對這個問題討論得較詳盡的，有三篇文章，不敢掠美，必須交待清楚。一是歐陽楠、肖春華：〈關於《歸去來兮辭》的創作時間問題〉（《雲夢學刊》增刊．1986年1期），一是張學成、李桂奎：〈《歸去來兮辭》創作地考辨〉（《九江師專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2期），一是李金坤：〈〈《歸去來兮辭》創作地考辨〉補證〉，（《九江師專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2期）。三篇文章均認為：《歸去來兮辭》寫於義熙元年。筆者也認同這個判斷，判斷的根據如下：
一．〈歸去來兮辭序〉表明「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乙巳歲就是義熙元年。梁朝．沈約《宋書》記陶潛「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梁朝．蕭統〈陶淵明傳〉的記載與《宋書》完全相同，都指出《歸去來兮辭》的寫作時間在陶淵明辭官的同一天，或至少在辭官後的較短時間（義熙元年十一月）內完成。到了唐代．房玄齡等編輯的《晉書》，才出現「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之說。後來若干《歸去來兮辭》的版本因為受《晉書》影響，有時候更刪去了「乙巳歲十一月也」這一句。
就文獻出現的先後而言：「義熙元年」的說法最早，「義熙二年」之說是後來才有的。那麼，除非有證據證明《歸去來兮辭》的早期版本、《宋書》和蕭統〈陶淵明傳〉這一條目的記載或流傳都出了謬誤，因此《晉書》予以撥亂反正；否則，當以前者的記述更可靠。
二．關於「乙巳歲十一月」一句，有些意見認為這是指陶淵明「奔程氏妹喪」的時間，不一定指寫作時間。這個解釋不合語法。除非在「乙巳歲十一月」之前加上另一個主語，才能夠講得過去。
三．「歸去來」的意思是「回去吧」，文中又有「胡不歸」一語，即「為甚麼不回去呢」？如果陶淵明寫作《歸去來兮辭》的當時已經歸田，賦文更寫於歸田後數月；那麼，作者不斷叫自己「歸去來」，又不斷反問自己「胡不歸」、「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就顯得矯揉造作，多此一舉，而且於常情不合。
四．文中的「實迷途其未遠」、「請息交以絕遊」等句，表達的都是作者的自我勸告，以及他對「歸園田居」的盼願；不完全是既成之事。如果作者已經歸田，這些文句就顯得十分多餘了。
五．陶淵明由「彭澤」歸「柴桑」，船程須沿長江逆流而上，行舟艱難，風勢猛烈，況且其時正直隆冬，實在不可能「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這兩句應當視為「為情造景」的手法，而不是實寫。
六．古代行舟缺乏強烈照明，大霧一般都不得開船，何況天還沒亮？因此「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一句也不合常情。當然，就文學創造來說：這些情事則準確反映了作者雀躍、愉快的心情。
七．陶淵明有〈自祭文〉，也是想像後來之事。《歸去來兮辭》的聯想筆法在陶淵明詩文並非絕無僅有。
八．《詩經》已有想像歸來之辭的例子。例如〈東山〉「鸛鳴於垤，婦嘆於室，灑埽穹窒」等情狀，都是征人尚未抵家的聯想，其筆法正是《歸去來兮辭》的濫觴。
上述八點，特別是前兩點都是很硬的證據，後六點屬內證和佐證。
自然，也有人認為：「這篇文章可能是作者歸田後，回憶歸田之前的內心感受；因此就出現了設問和盼願了。」這種理解，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不少文學作品都採用這種筆法。而且，這個假設也許能夠疏解諸如上面第三、第四點的問題。但是，這種解讀仍然處理不了最重要的第一、二點──為甚麼不依據作者自己的說法呢？
再者，合理的「假設」不一定是事實。就解釋一篇文章而言，可以有許多符合常理的「假設」；問題是，要判斷哪一種解釋才正確，最關鍵最可靠的，仍然得看：「證據指向甚麼？」
認為《歸去來兮辭》寫於義熙二年的最主要文獻根據，只有《晉書》。如上面講，《晉書》的記載不是關於《歸去來兮辭》寫作時間的最早文獻。過去許多認為《歸去來兮辭》寫於義熙二年的著述，其實都未能好好說明根據《晉書》而不依據《宋書》的道理。相反，《歸去來兮辭》為數不少的內證和外證，都指向這篇文章寫於義熙元年。在權衡雙方論據後，筆者認為，《歸去來兮辭》寫於陶潛將歸未歸之際，文中田園物事乃想像之辭，才是最合理的解釋。
事實上，這個解釋，也漸漸為近年研究陶淵明的代表著作，例如袁行霈先生的《陶淵明集箋注》所採納了。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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