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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龔敏迪
柬埔寨吳哥窟有不少石獅子，但柬埔寨的石獅子雖然受印度的印度佛教等宗教的影響，卻已經與阿育王塔柱上的石獅子有很大差別，也與著名的尼泊爾巴德岡同洋比較寫實的石獅不同。於是產生了對比亞洲各國石獅子不同之處的興趣。中國不產獅子，卻一直特別喜歡獅子，楊瑞松的《病夫、黃禍與睡獅》一書考證說：拿破侖並沒有說過中國是睡獅的話。只是在1936年才明確有拿破侖說中國「沉睡」的話。而梁啟超1899年《清議報》上面寫的《動物談》說：當年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把中國說成是睡獅。但曾紀澤的文章中並沒有提到一次獅子。又有人說：是德國首相俾斯麥數說過：「不要吵醒這個東方的睡獅，要不然的話，它也會嚇大家一跳。」但也沒有確切的文本記載，倒是自漢朝以後，人們對於石獅子的愛好一直延續至今。
就好比有些植物，被帶到不同的地方，會結出不完全相同的果實。石獅子不僅在中國有了變化，一旦經由中國、朝鮮，傳到了日本，就不僅形狀有了變化，連名稱也變成了「犬（komainu）」，這大概是它與看門犬有某些共同點的緣故吧。在我看來腦袋與身子有點比例失調的「犬」曾經被寫成漢字的「胡麻犬」、「高麗犬」，所以，其來歷還是很清楚的。無論是中國的石獅子，還是日本的「犬」，很多也還配有一個須彌山的底座，都說明它是隨著佛教的傳播而流轉到了各地，並表現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阿育王塔柱上把石獅子置於頂端，強調的是發出振聾發聵的「獅子吼」，以及懾服外道的「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自信，中國的石獅子與此不同，還增加了幼獅和繡球。曾經有兩位書生對門前的石獅子做出了不同的解釋，一位說雄獅腳下踩著的是乾坤球，意味著男子漢要有扭轉乾坤之力，而母獅子則正在把幼獅推下山谷，因為獅子不養爬不上來的幼獅。另一位不同意，說：雄獅腳下，只不過是搶到了母獅拋出的繡球而已，母獅不惜把幼獅推下山谷，是因為它是其他妻室所生。不管兩者著眼點有高下之別，他們從不同角度表達了自己的企望。
《漢書．西域傳》就提到了「桃拔、師子」。「桃拔」在以後的記載中都被寫作了「符拔」、「扶拔」，「桃」很可能是「扶」的訛誤，所以後漢、三國之人都不說「桃拔」了。顏師古註解說：「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現在有人把「符拔」這個外來語解釋為羊駝。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異事》說：「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首有一角。」他以為是天祿。因為南陽有漢代《宗資碑》旁有角鬣的兩個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與交趾所獻異獸相類。但六朝鎮墓的天祿、辟邪卻未必都有角， 於是，神話傳說中的東西就被相互結合在了一起，加之古代西亞「翼獅」造型的影響，石獅子也被加了翅膀，於是，就不知道確切該稱天祿、辟邪，還是貔貅什麼的了。因為貔貅本也沒有角，《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貔貅當無翅膀，與現在意淫發財的「貔貅」不是一回事。徐珂的《清稗類鈔》說：「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遼東人謂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不知道他是故意，還是懶得實地考證，總之他也還是沒有說清楚。現實中難以實現的時候，就容易想到借助虛幻的力量。於是，有的時候獅子、麒麟、辟邪、天祿、貔貅的造型就不易區分了。
程張的《元代石獅趣談》一文說：「唐朝京城的居民多居住於坊中，這是一種由政府劃定的有圍牆、有坊門便於防火防盜的住宅區，其坊門多製成牌樓式，上面寫著坊名字。在每根坊柱的柱腳上都夾放著一對大石塊，以防風抗震。工匠們在大石塊上雕刻出獅子、麒麟、海獸等動物，既美觀又取其納福招瑞吉祥寓意，這是用石獅子等瑞獸來護衛大門的雛形。」元代的《析津誌輯佚.風俗》記載：「都中顯宦碩稅之家，解庫門首，多以生鐵鑄獅子，左右門外連座，或以白石，民亦如上放頓。」作為強者的「顯宦碩稅之家」，需要挑戰更強者，要麼向弱者顯示其威勢，以便更極端地奴役他們，而作為弱者的小民，也不會甘心於遭受到的不公。於是，石獅子作為建築的裝飾，由宋元開始在民間進一步普及開了。人們嚮往擺脫豺狼般的成群結隊，要像獨行的獅子那樣掌握自家的命運，誰都想將乾坤球扭轉到有利於自己的方向來。宋元明清，乃至民國，中國這頭睡獅，就被他們折騰的只能無精打采地沉睡了，偶爾被驚醒以後興奮了一陣，回顧四周，覺得還是無望，於是又沉睡了，只有門前的石獅子守望著令人沮喪的門戶。
梁啟超即便是杜撰了一個「睡獅論」，卻正可以從中感受到，他對於改造國民性，從而喚醒中國這頭睡獅的熱望，是何等的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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