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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狐。網上圖片
安立志
在我國，文天祥可謂「文如其人」，他的《正氣歌》，早已收進語文課本。在傳統教育中，文天祥其人其文都屬「主旋律」或「正能量」。而「主旋律」或「正能量」是不能質疑的。然而，我總覺得《正氣歌》歌讚的人物，並非沒有可議之處。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一口氣列舉了12位歷史人物，作為「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的浩然正氣的範例。「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向為我國史家所崇尚，崇尚其秉筆直書、無所避諱的剛正、不屈之氣，而這無疑都是稀缺的精神資源。假如我們放下紙面的東西，深入研究一下文天祥筆下的人物，卻又不免生疑。
為了敘述的方便，這裡只說這「董狐筆」。這則史實見於《左傳．宣公二年》，涉及四個主要人物—晉靈公、趙盾、趙穿、董狐。晉靈公是春秋時晉國的國君，乃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之孫。中國內地中學語文參考書中有《晉靈公不君》，指的就是此人。前有桀紂幽厲，後有嬴政孫皓，晉靈公是古代暴君之一。《左傳》記載了他的三樁惡行，一是橫徵暴斂，窮奢極慾，加重人民負擔，建造豪華殿堂（「厚斂以雕牆」）；二是滅絕人性，窮兇極惡，竟然傷人取樂（「從台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三是兇狠殘暴，草菅人命。廚師燉熊掌不熟，即被殺而棄屍（「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明代的劉基有一則《好狗》，則記載了他重用奸佞、殘害忠良的另一行徑（《郁離子》）。趙盾作為晉國正卿，曾協助晉靈公的祖、父晉文公、晉襄公在春秋亂世建立了出色的內政外交。他因屢次勸諫而招致憎恨，只能在晉靈公的刺客與惡狗的追殺下被迫流亡。晉靈公被謀殺，兇手另有其人，那就是晉國大夫趙穿。然而，作為太史的董狐卻在史書上記下：「趙盾弒其君」。《東周列國志》隨後又綴了一段「贊曰」，對此極力稱賞：「庸史紀事，良史誅意。穿弒其君，盾蒙其罪。寧斷吾頭，敢以筆媚？卓哉董狐，是非可畏！」甚至孔子也為其背書：「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在傳統文化中，極其強調君臣名分，作為國君，即使是暴君、惡棍、白癡、混蛋，對臣下也有頤指氣使的資格，「君君臣臣」的地位使然。然而，臣下對這類暴君、惡棍、白癡、混蛋，即使在言語或文字上稍有冒犯，也叫「大不敬」或「犯上作亂」。不要小看了董狐用的這個「弒」字。一個「弒」字，隱含着春秋大義。《辭海》註：「封建時代臣殺君、子殺父母為弒。」一個「弒」字，坐實了趙盾即使在暴君手下逃亡也是犯上作亂的逆臣身份。《東周列國志》有演義成分，但也列出了董狐作史的理由：「子（趙盾）為相國，出亡未嘗越境，返國又不討賊，謂此事非子主謀，誰其信之？」不過，董狐的史筆迴避了兩個重要問題，究竟誰是真兇？因果到底為何？趙盾逃亡在外，不在作案現場，原本與謀殺無關。能否認為晉靈公被殺實因作惡多端自取其禍，而趙穿殺害晉靈公卻是懲惡罰邪為民除害？
清代學者魏源指出：「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默觚．治篇五》）我們當然不能以今日之是非繩墨當時之是非。有意思的是，董狐的觀點並非當時唯一的「主旋律」。也許看多了春秋時的縱橫捭闔、朝秦暮楚、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去春秋未遠的戰國的孟軻與齊宣王也討論過這一問題。齊宣王問：「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商紂，真有這事嗎？」孟子答：「史書上有記載。」問：「臣子殺君主，可以嗎？」孟子答：「毀壞仁的人叫做『賊』，危害義的人叫做『殘』，毀仁害義的殘賊叫做「獨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只聽說把獨夫商紂王處死了，沒聽說君主被（臣下）殺害了（「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按照孟子的邏輯，趙穿殺死晉靈公，殺死一介獨夫而已，何以稱「弒」？由此可見，在歷史觀上，「董狐筆」遠遠沒有超出君旨臣諾、君過臣諱、君惡臣受的界域，董狐的價值觀較之孟子差了很大的檔次，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還有超越君臣之義的更高層次的人類價值，如正義、人道與良知，而包含其中的是非、善惡、正邪，要比董狐所維護的君道尊嚴，要高出幾個層次。
即使孟軻這樣有良知、有理性的古代「公知」，在那個年代，也很難見容於世。北京圖書館藏有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刊刻的《孟子節文》，據說是海內外僅存的孤本，其中涉及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史料。有學者將這本《孟子節文》與通行的《孟子》進行比對，竟然發現被刪去85條，其中就有上文引用的「賊仁」「賊義」一條，使《孟子》成為一本能夠為專制皇權所接受的「潔本」。有人說，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平民皇帝，然而，平民一旦當上皇帝，其頭腦中的專制思想，一點不比貴族皇帝遜色。
有人說，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史上，公然刪改作為統治階級指導思想的儒家經義，朱元璋只是個例。從這個角度看問題，董狐比起稍晚一些的孟軻，就顯得迂腐與固執。同樣作為史家，司馬遷竟然為並非帝王的項羽立「本紀」，竟然為並非諸侯公卿的孔丘作「世家」，這可以看出，同為史家，他與董狐完全不同的獨特眼光與深刻用意。而這可能是文天祥未曾顧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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