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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網上圖片
龔敏迪
讀明朝以後的書，書中人物姓複姓的人明顯比明朝以前少。那是因為洪武元年朱元璋有詔令禁止「胡姓」。元朝有不少漢人改姓了蒙古姓。顧炎武的《日知錄》說：「禁不得用胡姓者，禁中國人之更為胡姓，非禁胡人之本姓也。」結果卻是不僅漢人不用「胡姓」了，連很多胡人也不姓胡姓了，甚至漢人中大批姓複姓的人，也改成了單姓。比如呼延姓了呼，公孫、長孫都姓了孫。
明代學者王世貞說：「複姓至我朝則益少矣」；清代史學家趙翼則注意到「元漢人多作蒙古名」。就像現在在外國公司工作的人要取個外國名字一樣，在元朝的異族統治下，用「胡姓胡名」，自然是為了拉近與蒙古當政者的心理距離。而且外表上難以區分漢人與蒙古人，那就有了冒充的可能性。元代正職官員「達魯花赤」，只能由蒙古或色目人擔任，改了姓名就可以渾水摸魚了。以至從元朝大德八年到延右三年的十二年裡，元政府先後三次下達了不許漢人冒充的禁令。趕時髦的老百姓則在姓後拖個蒙古名字玩玩，朱元璋的部將裡就有「王哈刺章不花」、「劉脫因不花」；名將李文忠原名也叫「保保」；連孔聖人的後裔，官至金符管車千戶兼邢州學校提舉的孔天鐸，其曾孫也叫起了「塔識不花」，當上了蒙古字學教授。
文化的血統流淌在民族的軀體之中，隨着一個民族強弱變化，其文化的影響力也隨之變化。而一旦文化失去了血統，這個民族也就不重要了。朱元璋與南方漢族群雄混戰之時，去蒙古化的問題還不是當務之急。一旦揮師北上，檄文中就強調起：「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了。哪怕元政權在北方最重要的主力是擴廓帖木兒（王保保）本身是蒙古人，「忘中國祖宗之姓」的問題，對他並不適用。
明朝一建立，就必然要在文化上的去蒙古化了。這不僅關乎民族的自尊，還關乎現實社會的政治秩序必須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運行。王世貞認為明朝複姓少的原因是「蓋多去繁從省故也」。他沒有看到除了蒙古、色目姓名的改變，原來的漢人複姓，也有出於遠古非漢族的姓氏，而一般老百姓則「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元朝可以改胡名，明朝自然單姓好，免得在人前有胡姓的嫌疑，並非去繁從省那麼簡單。所以只有司馬光的後裔，堅持姓司馬，其他人都姓了司，或者馬。這讓顧炎武發出了「氏族之紊，莫甚於此」的驚呼。
對於境內的非漢人，也不是真的「非禁胡人之本姓也」。永樂元年，又一次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姓，朱棣以「各衛韃靼人多同名」不便區別為理由，經兵部請求「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名」，對他們分批進行了同化。於是，山東淄博齊陵鎮的蒙古斡羅那歹氏後裔，改姓了劉；河南平頂山蒙古民眾改姓了馬和宣；河南鎮坪蒙古族改了姓王、孟津蒙古族改姓了李。
除了去蒙古化，統治者還要時刻提醒小民等級與秩序。所以朱元璋同時又對「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字以為名字。」也進行了整治，他要民眾將名字、稱呼中，凡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相犯者，悉令更改之。」免得小民有任何非份的意淫。道教的「天師」，罪過就大了。皇帝不過是天子，天師豈不是比皇帝高了幾級！於是只能稱「真人」了。如「官人」、「舍人」、「待詔」、「郎中」之類的民間習慣稱呼，也因為「民擅官稱」，而不能用了，名字裡自然更不能出現了。就像美屬於少數人一樣，當一種美被大多數人佔有以後，就不成其為美了，因為人們會說：那有什麼稀奇。哪怕這種美僅僅是虛幻的。
去蒙古化是必須的。關乎名分的大事，也必須通過移風易俗，把它糾正到惟我獨尊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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