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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忠強
東晉中葉，史學家孫盛寫了一部史書，名叫《晉陽秋》。此書記述晉朝當代歷史，直書時事，「詞直而理正」，堪稱信史。然而，書修成後不久，卻惹惱了當朝權臣桓溫，險些招來殺身之禍。
孫盛的書中有什麼東西牽動了桓溫的神經？不是別的，而是孫盛記述了「桓溫北伐，枋頭失利」的史實，桓溫覺得這有損於自己「一貫正確」的光輝形象，禁不住勃然大怒。
原來，東晉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溫率步騎兵5萬北伐前燕，從姑孰（今安徽當塗）出發，一路高歌猛進，一直打到枋頭（今河南浚縣西），不料被燕軍切斷糧道，又遭燕軍突襲，晉軍大敗，死傷3萬餘人。此前桓溫曾進行過兩次北伐，都可以說是所向披靡，旗開得勝，但這第三次北伐卻損傷慘重，無功而返。桓溫原本打算通過北伐建功立業，提高自己的聲望，以便為篡位稱帝撈取政治資本，但枋頭一戰則使其名聲一落千丈。「失敗」的陰影揮之不去，成了他的一塊心病，不想現在孫盛又舊事重提，怎不讓他惱羞成怒，如坐針氈？
當然，桓溫不是吃素的，為了消除對自己不利的輿論，他終於亮劍，向孫盛攤牌。他叫來孫盛的兒子孫潛，威脅他說：「枋頭一戰固然失利，但也不至於像你父親所說的那樣。『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意思是說，如果這部史書得以流傳，將關係到你孫氏一門的存亡。」要知道，桓溫下的這個生死「通牒令」，絕不是戲言。此公平時就曾目空一切地說：「男兒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做不成英雄，就做奸雄，即使身敗名裂也在所不惜，難怪他視殺人如草芥，為所欲為，一手遮天，霸道得很。孫潛一聽他言語裡露出殺機，知道他心狠手辣，什麼事都做得很絕，連忙叩頭謝罪說：「乞望大人開恩，小人回去一定請家父刪改史書。」
其時孫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氣依然是那個脾氣，生性強直，不畏權貴，方正嚴厲，一絲不苟（「性方嚴，有軌度」）。當孫潛回來向他稟明實情後，他知道桓溫的真正用心是逼他改史，他早年曾在桓溫手下做過參軍，深知其人飛揚跋扈，不可一世。但他還是不肯接受孫潛的勸說，不但不肯，還把孫潛狠狠教訓了一頓。眾兒孫見老爹如此強硬，都跪在他面前叩頭哭泣，求他為一家百餘口人的性命着想，刪改幾個保命的字，這時，孫盛更怒，又大發了一頓脾氣。兒子們見勸說無效，便瞞着孫盛，把書中犯忌之處偷偷做了刪改。於是，一場滅門大禍終於得免，而桓溫也如願以償地掩蓋了那段不光彩的歷史。
不久，孫盛見子孫們再也不吵了，不哭不鬧了，而桓溫的侍衛也沒有破門而入，心裡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卻也不吭聲，佯裝不知。原來孫盛早有預見，他知道如實記錄桓溫「枋頭慘敗」，肯定會擔很大的風險，所以，他事先將《晉陽秋》的定本抄寫了兩部，寄往前燕收藏。後來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廣求異聞，從遼東得到了這部書稿的原本，經考校，發現它與當時流行的刪改本「多有不同」，遂兩存之。桓溫篡改歷史的企圖終於未能得逞。
歷史不容人隨心所欲地打扮，因為它是過去發生的實實在在的事情，原貌是什麼樣就注定是什麼樣，它不會屈從任何人的意志，不尊重不行。《資治通鑒》上說，唐朝宰相張說看到了史學家吳兢撰寫的《則天實錄》，認為其中有段記載有損於自己的形象，便暗地裡祈求吳兢改動幾個字，吳兢到底也沒答應，說：「假如順從您的請求，那麼這部書的筆法就不能算作是正直的，怎麼能夠讓後世相信呢！」（「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面對這種正氣凜然的直筆精神，那位宰相大人也就不得不打消了改史的念頭。回頭看東晉的孫盛，也是威武不能屈，寧死也不改史，其尊重歷史原貌的錚錚鐵骨，同樣令人肅然起敬。
《晉書》中記載的這個「孫盛不改史」的故事，頗有激烈的戲劇性衝突，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眼見硝煙驟起，已然聞到了火藥味，一場生死戰爭就要展開。孫盛「拒改」與兒孫「偷改」，可以說是處在桓溫專制淫威下的生死較量，更是與歷史的較量，然而，正是在這種較量中顯現出孫盛的實事求是精神，彰顯出一代學者的歷史風骨和政治智慧。今天修史的人，難道還要為尊者諱、為權者諱、為賢者諱嗎？尤其是作為領導者，更應作出表率，尊重歷史原貌，不虛美，不隱惡，絕不能弄虛作假，玩弄歷史。惟有尊重事實原貌，才是尊重歷史，尊重民眾，也才是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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