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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嶽大廟。 網上圖片
安立志
十一月上旬，到湖南衡陽參加研討會，有幸再次參訪南嶽大廟。陪同的周安林先生，有着豐富的歷史與文物素養，他的「補充」解說，完全不同於導遊膚淺的故事與演義，使我對南嶽的了解有了意外的收穫。
南嶽衡山被譽為「文明奧區」、「宗教聖地」，當地官方更有「廣告詞」稱，「歷史悠久名氣大、五嶽獨秀風光好、佛道並存影響廣、交通便利客源多」。假如在這「文明奧區」、「宗教聖地」發生一樁文化笑料，不僅對於當地的施政與旅遊不利，顯然也有損於「文明奧區」、「宗教聖地」的令名。
南嶽大廟是江南最大的古建築群，有「江南第一廟」、「南國故宮」之稱。每年八月十五，這裡都要舉行規模盛大的廟會，不少日本、東南亞的佛界人士及華僑，長途跋涉來此朝拜。正因南嶽大廟的國際影響力，假如在此產生一樁文化笑柄，其影響絕不會局限於域內，極有可能醜名揚千里。
聖帝殿是南嶽大廟的正殿，殿內供奉着被稱為南嶽之神的「南嶽司天昭聖帝」，即火神祝融。殿內任何建築、器物、文字，都是宗教、文化、歷史的符號與表徵。假如在南嶽大廟發生一樁文化醜聞，而這一醜聞恰恰出現在眾所矚目的核心建築與重要部位，就必然出乖露醜。
宗教場所向來是此岸與彼岸之間人們進行心靈溝通與精神交流，從而達到「結善緣」、「求正果」的無形橋樑。在這個意義上，宗教場所也是傳承與弘揚「正能量」的重要載體。如果在這些載體之上，出現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紕漏或錯誤，其所傳播與展示的也就不可能都是「正能量」。
本文標題之《南嶽匾額指謬》，是在周安林先生的提示下寫作的。南嶽匾額多多，匾額之上發生謬誤，是十分罕見的。遺憾的是，這一事件偏偏就發生了，而且發生在南嶽大廟的建築核心、宗教核心、文化核心--「聖帝殿」正中的匾額之上。這塊匾額呈立式，中間三個金色楷體大字--「聖帝殿」，上款為「公元壬申孟冬上浣谷旦」，下款為「湖南省道協會長王信安敬書」。
需要對匾額上的文字作一解釋。正中的「聖帝殿」三字沒錯。上款是題寫時間。「公元」即公元紀年，是目前世界通用的紀年體系。公元紀年自耶穌誕生年開始，今年為公元2013年。「壬申」為我國干支紀年。干支紀年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按照順序組合紀年。這種紀年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今年為癸巳年。在上一個千年中最後一個「壬申年」是公元1992年。「孟冬」，指冬季的第一個月，即農曆十月。魏武帝曹操有樂府《步出夏門行》，第四章《冬十月》開篇就有：「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上浣」，即上旬。明代楊慎指出：「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丹鉛總錄．時序》）「谷旦」，即良辰、吉日之意。《詩經．陳風．東門之枌》有：「谷旦於差，南方之源」。《毛傳》解：「谷，善也。」《鄭箋》則解：「旦，明。」
下款為匾額的題寫者。王信安（1918-1993），河北寬城人。1949年春留止南嶽玄都觀後任監院。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爆發，王信安被迫離觀回鄉，擔任「赤腳醫生」。1985年夏，回玄都觀主持廟務。1985年11月，當選為湖南省道教協會會長。匾額上所謂「湖南省道協會長」即指此。1993年元月4日，在南嶽羽化。有介紹說，王信安道長不僅道學造詣深厚，而且書法功力深湛，擅長正楷。如此推算，聖帝廟匾額係其1992年農曆10月上旬題寫，兩個月後即仙逝於南嶽。
這幅匾額謬在何處呢？問題出在上款的「公元壬申」四字。「公元」與「壬申」作為兩種完全不同的紀年方法，在一幅匾額連續書寫，的確大煞風景！公元紀年與干支紀年，儘管在我國同時使用，但絕不會將之合而為一或混為一談。在中國傳統文化領域或古代文化遺留場所，採用干支紀年，人們並不以之為怪，怪的是竟然在干支年號上突兀地加上「公元」二字。這樣的錯訛與謬誤，只能以佛頭着糞來解釋。「公元」而「壬申」或「壬申」而「公元」，這樣的嫁接甚至比獅虎獸之類的雜交更荒誕。這樣一則有損「宗教聖地」之令名，有損「文明奧區」之清譽的文化事件，顯然是尷尬和丟臉的。
據周安林先生介紹，此一文化笑柄出現在堂皇殿堂之上，當地的專家學者、有識之士，曾經多次提出糾謬修正之建議，奈何人微言輕，無人理睬。王信安道長在衡湘道界享有盛譽，是為賢者諱而投鼠忌器？還是這幅匾額曾為官員所首肯，因懾於權威而為尊者諱？抑或有人認定此匾原本沒問題？均不得而知。
網絡上有人為「公元壬申」辯之曰，王信安道長並非不知何謂公元，他認為「公元」具有宗教色彩，干支紀年更為科學，有意向世人宣示他不承認西曆為公元，以提高干支紀年的文化地位，遂有了「公元壬申」之題詞。這樣的辯解十分荒唐。就其原理而言，公元紀年是以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為一年；干支紀年是以月球繞地球公轉一周為一月。在科學上，前者顯然比後者更精確。以王信安道長的道行、修養，斷不會為挺「干支紀年」硬將「壬申」作為公元紀年之理！
借口宗教色彩而鄙視公元紀年，甚或稱我國只在建國後才採納公元紀年，都是錯誤的。雖然公元紀年帶有宗教胎記，但卻給文明社會提供了一個準確又可靠的日曆系統。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然而，我國採用公元並非始自此時。1912 年1月2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佈《改曆改元通電》：「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同時實行「中華民國」紀年。
排斥公元紀年，固守干支紀年，這種狹隘的排外與自慰心理在滿人入關之初就曾出現過。王信安先生也許只是筆誤或疏忽，偏偏有人為之戴上一頂固守祖制，反對西法的愛國桂冠。魯迅先生曾提及，清朝初年，楊光先因抱殘守缺本土曆法，強烈反對西洋曆法，最終落了個可笑復可悲的下場。楊光先的名言是：「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墳．看鏡有感》）這個奉行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同樣邏輯的愛國大臣，其最終結局卻是，「坐（楊）光先斬，上（康熙皇帝）以光先老，貸（免）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楊光先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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