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女性在推動台灣文化層面上的魅力，對於香港而言，早不陌生。而深耕表演藝術領域二十餘年、曾協助掀開台灣舞蹈史研究新頁的資深藝評家盧健英，在來到香港接任光華文化中心主任的短短半年中，向我們展現的，依然是這份將台灣經驗以最好方式呈現給香港的思考。上一年的台灣月中，引介表演藝術團體前來的規模達到史上最高，然而不斷尋求突破其實意味着更大挑戰。新一年，盧健英心目中對光華所扮演的角色，有哪些目標與寄望？半年前臨時受命來到香港的她，對這座城市又有了怎樣的切身感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接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第一反應是什麽？
盧健英答說：「Surprise!」
她說她想自己當時一定是驚訝的，因為沒想到會來到香港做長期工作。首先是要思考自己的母親能否適應這個事情，其次，手上和另一個編舞家一起在做的「鈕扣計劃」已經執行到第三年。「我就想怎麼辦呢？如果斷掉就很可惜，我透過那個計劃看到了很多台灣很棒的舞蹈，所以要找到一個對的人，把計劃執行下去。」她這個年紀的台灣文化工作者會很擔心文化後續的問題。但與此同時，香港工作對她的意義，是可以依然延續去做傳播和媒介的工作，她思考到，很多台灣的經驗，或許可以延續到香港。
盧健英笑說她接任後的感受是自己在做一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職位。「這麼多台灣優秀的文化界人才已經做了很多，我真的覺得歷任裡面，我是在光華一個最穩定的狀態裡頭。當然也可以說，這裡面挑戰很多，因為從零分進步到六十幾分比較容易，可八十幾分進步到九十幾分其實難度就比較高。」
那麼她最想要「光華」做到的事情是甚麼？
「生根」。
人文精神不能照搬
如果一直較為關注歷年台灣月活動，就會發現2013年的最明顯改變是繼續把台灣文化藝術引介到香港的同時，也已不只是在片面地export--活動設計上已出現了很多對話。這是台灣月第一次廣泛與香港去進行在地合作。盧健英特別強調了今年台灣月的戶外經驗。「光華可以把台灣的作品搬到這邊來，但是台灣的戶外經驗是我無法複製的，這部分真的是要跟香港民眾產生一些熟悉和互動之後才會有。我不能用台灣的經驗套在這邊，而應該在這裡去創造香港經驗。」
2013年台灣月之前，包括香港劇場界朋友在內的很多人都問她說，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一個挑戰？我們香港從來沒有做過這麼大型一個戶外活動。盧健英聽得詫異，難道香港沒有戶外表演麼？後來又有人告訴她：「你不要以為在這裡會遇到台灣那樣的觀眾，因為尖沙咀都是觀光客，演出途中不能拍照講電話走來走去，那是不可能的，而香港本地人也不會去尖沙咀。」
「所以我除了擔心會不會下雨之外，還要擔心這裡不是中正紀念堂，他們不會三萬五萬人坐在那不動，去看現代舞，所以有一陣子我很着急，後來我自己重新消化了一下這些事情之後，認為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有禮貌絕對我不會擔心，那我需要擔心的，是香港人不去那裡，去的都是觀光客--但老實說我不知道能多做些什麽。」然而六場演出，隨着一場一場進行，用她的話說：「每一場中觀眾的變化也慢慢長出來。第一場朱宗慶，開場時有二三十個觀眾，但第二天就已有五十多個去搶位子。等到了紙風車，一開始就有兩百個觀眾，那我知道這一定是本地觀眾。」
到了最後一場「雲門2」，因為白天是陰雨天，盧健英和她同仁的心揪了一整天。「但一開場就已經坐滿了。那天，我覺得觀光客消失了，香港人重新回到他們的尖沙咀，那天也沒有人走。其實那天所有現場的香港朋友都體驗了台灣戶外演出文化。」
盧健英說：「而且雲門2那天，一開始沒有音樂，不像紙風車、朱宗慶那麼熱鬧，長達一分多鐘，只有一個舞者在舞台上，燈又爆掉。」她當時很感動。「因為香港人看精緻藝術的經驗很多，但我們台灣的戶外演出經驗，重點不是台上演出，而是台下。那天我看到大家耐心地在等待工作人員清理，他們覺得這也是他們自己的場子，不是只有台上那群人的場子。」
香港人常常會說喜歡台灣的人文精神、人情味。那這些要怎麼搬過來呢？盧健英認為：「人文精神不能照搬，只能產生它的在地經驗。」她相信，香港觀眾和來參與的朋友，與其說是滿足台灣的節目，不如說是在看的過程中，反映出他們自己的渴望。「渴望在香港我們也能有個打破界限的文化氛圍。所以那個舞台已經不只是表演藝術，而是公民社會的表現。」
有同理心才會有更多包容
表演藝術團體來港的規模已做到高點，那麼新一年，該做些甚麽？盧健英表示：「可能不會再這麼大張旗鼓用表演藝術做主軸，其實去年台灣月結束之後，我們還做了紀錄片展，我後來也知道說，2013年是台灣紀錄片非常豐收的一年，量和質都到了一個高峰期。」
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在兩岸四地的工作條件可謂最好，且近年誕生了不少一反人們對紀錄片那種艱澀、批判、苦楚的刻板印象的紀錄片。盧健英認為：「這幾年的紀錄片非常善於說故事，但又不是捏造出來，而是真情流露。我覺得紀錄片像顯微鏡，某些議題上，可能不同社會可以有些有趣的經驗值交換。」
去年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部《一首搖滾上月球》，導演黃嘉俊當年在挑選題材上挑得很好，但他並不是刻意去選擇罕病這個題材，也並不知要耗費自己六年時間去完成整套紀錄片，更不知道會與戲中的六個爸爸相處交往長達六年。「題材選得好，是因為非常極端性，不得不讓人在裡面哭、在裡面笑，但他並沒有上山入海去尋找這個題材，而是因為在他罕病基金會當志工，而自然知道了這些故事。」
盧健英分享了一段很久以前屬於自己的經驗。因為認識社福界工作的朋友。有一年，她去參加台灣一個專門為燒燙傷的傷者提供服務的基金會跟雲門舞集教室的合作。
「你知道，燒燙傷在療愈過程中很難克服的一件事，就是照鏡子，以及動身體。為什麽身體要動？裡面要長，可皮肉不讓他長，你就知道皮和肉之間如何在fight。所以傷者它必須不斷不斷按摩、拉開......也希望能透過舞蹈教室教他們去用自己的身體，最後能夠面對自己。所以有一年我就參加了這樣一個工作。結束之後，我去跟自己的內地朋友說，說我當時面對燒燙傷傷者的臉孔這麼近，即便我已經很熟悉很經常在看那些相片，但當他們這麼近距離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必須承認自己內心有shock。」
可盧健英的那位內地朋友回應她：「他們（燒燙傷者）為甚麼要出來？」
於是那是她第一次發現，原來不同的社會是有落差的。她一直認為既然是她的朋友，那麼對文化的想法都應該差不多，可是原來並不是的。「原來這些事是需要經過學習的。原來不同的社會是有不同差距的。」
將這份經驗帶到今天，盧健英認為：「所以我會去思考光華要做的事，應是不斷和本地對話，而作為台灣的『文化部』，最希望光華能夠扮演的角色，也是持續和香港互相交換兩地的社會經驗和文化想法，所以我明年會從這個角度思考--哪些東西是我們不要只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想的？對我們來講，文化的互相理解最終不在於互相抄襲、拷貝、把你的期望值丟到我身上。文化最終在於同理心。」理解才能擁有更多包容。
所以，設計今年光華活動的想像背後那個思考主軸，在於怎樣讓台與港互相理解彼此的文化，盧健英認為，這份理解應該也會踩在一些社會脈絡上。「台灣很注重社區營造。譬如我來香港沒多久，就切身感受到地價有多貴，我自己也有一些香港的親戚，他們會告訴我，香港的很多東西正在消失當中，這消失會洗掉很多記憶，而台灣過去二十年一直在通過社造（社區再造），讓記憶消失得慢一點。而我也嗅到了香港自己對自己文化的渴望。所以大概會從這角度做。」
社區和社群的大的方向，是她希望能多加着墨的主題。其次，她從台灣「八零後」年輕人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中看到很多蓬勃創意。「而且他們會善用網絡，又通過網絡產生新的力量。我也會希望他們和香港的年輕generation有些經驗的交換。」
問：對香港的感受，是否會通過這半年的接觸發生變化？
盧健英：有很大變化，剛來時，對我來講，我沒想過我要離開台灣，我在台灣手上的project面臨中斷，必須很快交到適合的人的手上。我回過頭去看自己離開家時會覺得自己家好像遭小偷搶劫過了一樣，是一個倉皇逃出的畫面。而我一開始對香港的想像是很「快」、很有效率。但在去年台灣月結束之後，我有了很多機會，可以閱讀，可以去很多地方。我覺得我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當你在香港住下來之後，不要只跟着這個城市的電梯跑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個不同的香港，譬如我去薄扶林村，那可能是一般電視不會告訴你的東西。我相信香港的多元性不亞於台灣，因為移民非常多，同時還有國際化的色彩。所以我想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和認識香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