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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友嘉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
過去幾個月，香港在政改的問題上有不少的爭拗，包括所謂「真、假普選」、「門檻」、「篩選」等。要成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認為應讓討論回歸到法律原意和歷史事實。只有依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辦事，才是大多數香港人接受的政改方案。
指中央在港推行「假普選」不公道
首先，我認為，說中央想在香港推行「假普選」是不公道的。《基本法》明確表示特首可以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一改香港的首長由委任產生的歷史。至近期，在人大常委會更主動於2004年及2007年作出的解釋及決定中，提到按「政改五步曲」，香港在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然後立法會亦可以實行普選。這都是有法可依、有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莊嚴承諾。由此可見，中央以至特區政府對履行《基本法》內「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規定和目標，都有真正的推動。如果說中央以及特區政府在推行「假普選」，我認為是很嚴重及不公道的指控。
「愛國愛港」要求理所當然
有關普選行政長官除了要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外，還有「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或者「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的要求。這個要求，不能單單說它是一個政治要求。事實上，它也是一個《憲法》及《基本法》都有包含的法律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包括「一國兩制」的制度，來自國家《憲法》第三十條、三十一條及六十二條第十三項。《基本法》的序言亦指出全國人大是根據《憲法》制定《基本法》的，故《基本法》的權力來源自《憲法》。《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顯然，如果行政長官不愛國愛港，根本不可能履行憲制上的職責。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是有充分而清晰的法律根據，早在制定《基本法》時就有充分的考慮，不是新生事物，不是什麼新設的「政治門檻」，更不是什麼「僭建」。
我們不應該把「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看成一種保護中央的手段。這個要求最大的保障是香港。假如香港和內地在經貿、社會、法治，甚至是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等眾多領域的合作出現不暢順的地方，香港市民的生活必定會受到很大影響。如果行政長官與中央出現對立的話，恐怕香港會墮入動盪與不安的深淵，最大的輸家只會是香港。
至於提名門檻，值得一提的是，就算一些獲得五萬或十萬人支持的「公民提名」建議，先不談是否合法，如果沒有大量資源是很難取得這種提名的。這樣的主張，其實也是一種相當高的門檻，效果是預先篩走一些缺乏資源或並非政治明星、但有意參選特首的人。
達成共識需政治勇氣
對「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無需對號入座，我絕不認為這個要求是排除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當特首。在此，我想提出幾點意見給「泛民」的朋友參考。
第一，我覺得「泛民」在政改的對話中，似乎覺得一個最好的政制、最好的選舉辦法，就是一個最開放、門檻最低的政制，甚至可以是一個比較民粹的政制。其實一個妥善的政制設計，要考慮很多問題。例如美國憲法列出整個政制設計的六項目的，分別是：一、建立更完善的聯邦制（即是維護國家完整）；二、伸張公平；三、確保社會安寧；四、保衛國家安全；五、讓民眾有更好的生活；六、讓人民及其後代享有自由的碩果。可以看到，一個政制設計的目的，除了要讓民主得到彰顯、讓自由得到保證、讓司法公義得到伸張之外，也要顧及到國家安全、國土完整、繁榮安定、社會安寧等問題。如果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也表明他們關心社會各方面的要求，我看不到他們為何不能當特首。
第二，我覺得「泛民」堅持一個最低門檻、最開放的選舉，而完全不顧及中央的角色，這是把自己帶進了一個無限追求道德高地的困局。在道德高地的追求中，是無共贏這回事的。在奧運競賽，拿不到金牌，拿個銀牌、銅牌也很光榮。但在道德高地的角逐上，亞軍不單毫無價值，甚至會被人唾棄，被人指為「出賣原則」、「出賣民主」、「出賣人民」。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個別人士可以無止境追求「道德高地」，但從整個「泛民」來看，狹隘的道德高地對政改達成共識並無幫助。中央作出香港普選的決定，已下了不小的決心。事實上，建制派中也有人懷疑，2017年普選是否太早了一點，尤其香港雖然回歸，但人心未完全回歸，普選時機並未成熟。
我相信，只有依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辦事，才是大多數香港人接受的政改方案。立法會議員不應自己搞「篩選」，篩走這個框架，而應該盡力通過以這個框架為基礎的普選方案，供市民作最終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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