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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明洪武初年方克勤任濟寧知府。經過元末的戰亂，全國人口劇減，土地大片荒蕪。所以朱元璋建國後下詔墾荒，規定新墾田畝三年不納糧。但所謂經手不窮，官吏們為了以「政績」討好上級，也為了趁勢牟利，所以不到三年濟寧新墾土地就被徵稅了，並且以田畝多寡規定了徭役。對於這種失信於民的做法，老百姓大失所望，紛紛棄田不耕，使土地重又荒蕪了。方克勤赴任後，對墾田重申了舊約，對納稅田畝和徭役也做了合理的的分配，使得吏屬從此無法中飽私囊，於是農民又恢復了墾田的積極性，新墾土地日漸增多。
方克勤剛到任時，正值濟寧鬧饑荒，那年冬天，百姓又須為北方守軍送軍衣，還規定只許陸路輸送，禁止舟運，違者論死。在飢凍的民眾的懇求下，方克勤毅然決定不理會上司的規定，讓百姓通過運河船運了，他說：「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結果其他各郡的陸運者，在風雪嚴寒中，無數人畜凍死在了途中，只有濟寧百姓安全無事。到了五六月間，因為濟寧城牆坍壞，濟寧守將仗勢役使民眾修城。當時正值農忙的五六月間，萬餘被徵召來修城的百姓，眼看着田裡的莊稼因無法收割將要爛掉，哭聲聞數里。方克勤痛心於「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那麼「民病不救，焉用我為！」但軍隊的事不在他的管轄範圍中，於是只好寫報告向中書省稟告，可是下屬沒有一個敢在報告上共同簽字的。總算報告送達後，丞相胡惟庸得悉此事，立即下達停止築城的命令。正巧此時遇上久旱之後的甘霖，於是百姓作歌頌方克勤：「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那以後，方克勤在任的三年內，濟寧年年豐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經濟發展了，戶籍也從三萬增至六萬，國家的稅賦，也由萬餘石增至十四萬四千餘石。
然而，吳晗曾說過：「一部二十四史充滿了貪污的故事。」 陳勝吳廣對起義時的口號是：「帝王將相，寧有種乎? 」劉邦和項羽看到出巡的秦始皇也分別說了：「大丈夫當如是也 ！」和「彼可取而代之！」無不透露出一種企羨的口吻。那麼，那些「從龍」之輩，又為了什麼呢？朱元璋哀嘆的：「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左舜生有一句名言：「政治者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為之，小人寅緣以為利。」他說的「政治」，當然是指貪腐政治。但方克勤，卻廉潔正直，愛人惟恐不及，律己惟恐不嚴。一件布袍竟穿了數年，居室簡陋到牆垣傾頹處購葦席蔽風，連人送的兩隻新鮮水果都要退還，同鄉的鄰郡縣令贈一大雁，他當即拒絕，並因此與之斷交！這樣的人自然不容於貪腐政治，於是洪武八年春被召入朝，並受到朱元璋嘉獎的他，回濟寧府繼續任職後不到半年，屬下曹縣知事程貢，因曾瀆職被笞而懷恨在心。史書記載：他上書誣陷方克勤，朝廷又責令程貢朋友楊御史查辦此案，楊御史怕查出真相後，程貢反而成誣陷罪，就微服暗查，希望找到一點方克勤的過錯，可是查了兩個月一無所得。於是將府中卒史抓來逼供，還是一無所獲。最後只好睜着眼睛說瞎話，明明是還不需要取暖的十月，偏偏捏造事實，誣陷他盜用官庫炭葦兩百斤用來取暖，把他貶到浦江去了，而「克勤不與辯」，這還要辯嗎？
明朝當官不要錢的，也並非方克勤一人，魏忠賢大貪之時，也有魏大中拒收饋金，說：「此番須令知中原有不受金錢之人。」而方克勤之所以能夠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首先在於深厚的學養，在出任濟寧知府之前，就有「四方學子慕名前往求學者百餘人」了，到濟寧後也十分注重教育，他聘學官，修各州縣設學舍數百間，有弟子二千人。在學養基礎上是堅定的道德信念，究竟如何才算是實現了人生的價值？難道就是作威作福嗎？所以他能培養出方孝孺這樣的兒子。
吳晗把貪腐歸咎於制度，但顯然使道德信念成了一種社會風氣，較之制度、法制對於反腐敗更有效果，況且，制度和法治的目的也是在於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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