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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文會館150周年」學術研討會（于永傑 攝）
提起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戊戌變法中碩果僅存的京師大學堂。其實不然，京師大學堂作為清朝政府官辦大學是第一所。而在這之前，乘西方列強堅船利炮之便遠來傳教的歐美傳教士，已經將現代大學引入中國。日前在由山東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共同主辦的「登州文會館1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由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夫婦創立的登州文會館，撥開歷史的遮蔽，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其實學校制度早在西周時期就有萌芽，而宋代以來的各類書院、以及帝制時期的國子監、太學等等都具有類似大學的功能。但談及現代意義的大學，與會學者認為必須首先擺脫傳統的經學、神學的束縛，其次課程有沒有開設、傳授或者研究現代科學知識，是否強調服務社會的價值以及有無規範的辦學制度。按照這一標準，登州文會館作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確符事實。
登州文會館最先肇始於1864年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夫婦創辦於今山東蓬萊的登州蒙養學堂。學堂開設《三字經》、《中國歷代王朝簡史》以及算數、地理、科學、演講和唱歌等具有現代意義的學科，當然作為教會學校《聖經》是必學科目。狄考文自編的教材《官話算數》，被全國中學廣泛使用。該書首次將文字排列順序改為橫排，時人感到很新奇，戲稱「蟹形文字」。算式採用阿拉伯數字，分橫排和豎排兩種方法。之後隨着學校規模的擴大，還加開了代數、幾何、化學、力學、電學、天文學等課程，並進行各種科學實驗。
1877年學堂更名為登州文會館。在狄考文的努力下，他從美國募集了一批先進的教學用具。其中包括一台發電機。這使得蓬萊成為繼上海之後中國第二個使用電燈的城市。同時，學校還裝備了一台10吋反射望遠鏡。而圖書室、閱覽室、電機房、沐浴室、化學實驗室、觀星台以及博物館等設施也陸續建成。1884年，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授權登州文會館為大學，英文名稱「Tengchow College」。這比南京大學的前身、創辦於1888年的惠文書院還要早。
中國現代教育之濫觴
登州文會館不僅僅是中國第一座現代大學，其辦學制度、所培養的人才更成為中國近代大學發展的濫觴。1898年京師大學堂創辦時，有12位教習都是登州文會館的畢業生，據說其西學教習中，只有一人不是登州文會館畢業生；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創辦京城之外的第一所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就聘任時任登州文會館館主赫士擔任總教習，文會館師生擔任教習。其辦學章程的主要條款均仿照《登州文會館典章》。隨後，該章程隨光緒皇帝的諭令推廣至全國。
據當時統計，登州文會館畢業生「棋布星羅，幾遍十六行省」，先後有200多所學校聘用其畢業生任教，一時供不應求。京師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山西大學堂、貴州大學堂等早期著名官立學堂和教會學校，都有文會館師生參與籌建或任教。創辦於1879年的上海聖約翰書院，也曾聘請多名登州文會館畢業生擔任教習。可以說，登州文會館不僅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也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好的大學。它的辦學宗旨、管理模式、課程設置及教學設施成為當時中國新式學堂的範本，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弔詭的「中、西學」之爭
當時中國教育界的流行思潮認為，中國的落後在於「中學」羈絆了「西學」的普及，故而開展西學教育是中國學者的普遍要求。而恰恰相反的是，來自西方的教會勢力則認為中國人不應拋棄自己的文化，他們希望這些教會大學能夠「中國化」。於是中國學者要求西化，西方傳教士要求「中國化」成為當時一個弔詭的學術爭論。
由登州文會館發展而來的齊魯大學等教會學校，由於其辦學經費來源於西方，在大學的本土化上與中國學者意見相左，也曾發生過經費停撥等問題。而隨着1949年後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這些教會學校最終都被接管改造。雖然登州文會館的辦學活動只有短短40多年的時間，但它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畢業生，成為包括京師大學堂在內的中國早期高等學堂的中流砥柱。今天回顧它的歷史，也將引發我們對於當下中國大學的國際化與高等教育發展的思考。■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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