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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海舟為丁汝昌而作的追悼文
在今次海防博物館展出的展品中，有兩件書法展品尤為引人注目。一件是日本明治時期的海軍元老勝海舟為北洋水師殉國提督丁汝昌撰寫的祭文；另一件則是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明治維新元老伊藤博文為慶祝日本戰勝清國而撰寫的《海陸大捷歌》。這兩件展品均出自日本重要人士之手，且主題和意涵甚至有很大差別，但其文化啟示則極為沉重，值得一次次回味和思索。
清日戰爭爆發前，丁汝昌曾經兩度率領北洋水師訪問日本。作為一個大國海軍將領，丁汝昌的軍人風範和文人學識，頗受當時日本軍政界、特別是海軍界人士的欽佩和讚揚。在這段短暫的和平時光中，丁汝昌和日本海軍元老勝海舟成為知己，勝海舟曾贈送短劍予丁汝昌表示友誼。甲午一敗，丁汝昌自殺殉國，消息傳回日本，勝海舟回憶起與丁汝昌交往的歲月，寫下了今次展出的追悼文，並發表在日本報紙上。本國海軍元老追悼敵國將領，此一做法轟動彼時的日本。
勝海舟在祭奠丁汝昌的文章中寫道：「二月十七日，聞舊知清國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之報，我深感君之心中果決無私亦嘉從容，不誤其死期，嗟嘆數時，做蕪詩慰其幽魂。憶昨訪我屋，一劍表心裡，委命甚義烈，懦者為君起，我將識量大，萬卒皆遁死，心血濺渤海，雙美照青史。」從這段文字中可以強烈感受到，勝海舟對故交知己的殞命頗為傷感。
而另一個歷史片段則是，當北洋水師的大本營劉公島陷落之後，搭載丁汝昌靈柩的「康濟」號運兵船駛出軍港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下令所有日本軍艦降半旗、鳴放弔喪禮炮以向丁汝昌的殉國表示致哀。在丁汝昌自殺前，伊東祐亨寫下了一封勸降書致丁汝昌，信中尖銳指出，「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在伊東祐亨看來，正是墨守成規、食古不化，徹底導致了清國的失敗，將戰敗苛責於丁汝昌等軍人並不公平。
作為戰勝一方的日本，除了表現出對丁汝昌殉國的敬意之外，更多則是展現了勝利的喜悅。首相伊藤博文的《海陸大捷歌》將日本比喻為崛起的猛獅，顯現出了強烈的勝利榮耀感。如果結合到文化藝術層面，從日本近幾年來拍攝的幾部大型歷史題材的影視劇如《坂上之雲》等來看，明治時期的日本，對清日戰爭確實存在一種內在的「矛盾」：一方面，對清國的高階將領如丁汝昌、鄧世昌等，有很大的崇敬之意；另一方面，作為戰勝一方的日本又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優越感，有時在戰場上公然背棄已經宣誓遵守的國際法則，對清國軍民大肆殺戮，造成了旅順大屠殺的慘劇。
從勝海舟追悼丁汝昌的祭文，到伊藤博文的祝捷詩歌，再到伊東祐亨的勸降書，這一切都提示國人這樣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直到清日戰爭完全結束、勝負未料之前，日本一直將清國視為強大國家，將北洋水師視為強大對手。這不僅僅是心態上的，也是千百年來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的日本對兩國關係的一種現實定位。也正因為如此，當時的日本對丁提督的敬意，一半是對丁汝昌個人氣節的讚揚和肯定；另一半則是千百年以來直至清日戰爭結束時，日本一直將清國視為強國的尊敬。對手雖然被擊敗，但是因為其強大，也值得尊重。不過，歷史最值得中國人深思的是：伊東祐亨為丁汝昌鳴放的弔喪禮炮，不僅送走了運載丁汝昌的靈柩，其實也送走了日本對中國最後一絲的文化崇拜和尊重。從那以後，直到抗戰結束，日本一直視中國為弱國。
對手的尊敬並非從天而降。從文化角度而言，能夠謙虛學習鄰國甚至是敵國的文化與思想，將鄰國視為強大的對手而加以重視，不盲目自大、空泛浮誇，這對一個近代化國家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文化素養。今日的中國與日本，人員往來、跨國婚姻、資本與產業流動、文化交流，已經密不可分。維繫這種和平主義的格局顯得格外重要和緊迫。戰火摧毀了無數人的幸福與友誼，世代友好則奠基於彼此的尊重。這種尊重，若以丁汝昌的悲劇作為啟示，則是：睦鄰之道，首在自強。惟有自尊、自強，才能為列國尊重，才能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勢。■文、攝：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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