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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野秋
在一個愈來愈娛樂化的社會，作家的生存問題突然變成了公共話題。我這裡說的「作家」是指純文學的作家，比如小說家、詩人等等，不包括給電視台寫劇本的人。
香港書展每年都推出一個「年度作家」，無論是西西還是也斯，好像都活得不十分風光。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劉以鬯先生，在香港怕是也沒多少人知道，但把他的小說《對倒》改編成電影《花樣年華》的王家衛則無人不曉，演《花樣年華》的梁朝偉、張曼玉則都是明星加富翁、富婆。
可見這時代，唯作家難養也。
內地就更甚些。前些年有個瀋陽作家洪峰因領不到月薪，在街頭設攤乞討，而且討到了欠他工資的作家協會門口。其後，湖南又一男作家向媒體發出「期待被富婆包養、以性換取創作自由」一說。再後來，上海作家陳村替身患重疾的作家史鐵生呼籲，希望支持純文學創作的「專業作家」制度能夠吸納史鐵生，使他能在安穩的環境中，寫出更好的文學作品。
一時網上網下熱鬧非凡，關於作家應不應該被「養」起來，始終無法統一。其實，這也幾乎是個無解的問題。有「養」出來的好作家，比如李白就被唐玄宗養在朝廷，寫得一手瀟灑的詩歌；也有不靠「養」的好作家，比李白小十一歲的杜甫，一輩子也沒找到個像樣的工作，在窮困中也沒耽誤寫詩。更好玩的是，這兩人並稱「李杜」，居然成為唐代詩壇並峙的雙峰。
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不過如果用統計學的方法做個抽樣，恐怕還應該是吃得飽的人比吃不飽的人當作家的多些，甚至是吃得飽的人普遍比吃不飽的人寫起來會好些吧。即使用相聲語言來說，作家至少也應該首先是「坐家」吧，「坐家」就應該有房子可「坐」，有飯菜可餐。
古往今來，大多數作家應該是坐在家裡寫東西的。真正坐在田間地頭、煉鋼爐前寫作的也有，但那以「文革」時居多，而且留不下一丁點兒東西，似乎連文學都稱不上。
實際上，在目前言必稱國外的時代，我們看看人家，無論是法國、英國還是美國，也都生活着大量不上班的作家們，他們倒沒什麼作協，但他們有為數不少的出版經紀人、文化藝術基金會，他們的創作不愁得不到資金。此外，還有相當嚴格的版權保護機制，以及相當成熟的購銷兩旺的市場。
但我們別以為，一說市場經濟，作家的作品就馬上如青菜蘿蔔一樣可以標價出售了。政府一下扔掉個大包袱，何其快哉。內地作協主席鐵凝前不久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對作家來說，住房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有錢就可以買房子，但是醫療呢？子女教育呢？社會保障呢？創造一個和諧寬鬆，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於解除作家的後顧之憂，專心寫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幾個作家，可能就是一種悲哀。」
話說回來，作家的「養」，又不能像過去幾十年那樣去養，像養個寵物般去養。從這點來說，作家又屬「難養」的物種。
作家當然需要五斗米，但作家又不願折腰，所以這錢要給得體面，讓雙方都愉快。其實，國外的創作基金很豐厚，但從不亂給。政府基金（或民間基金）與作家之間的關係是合同關係，它不養一個不寫作的人，但是它給了創作基金，卻不要求作家必須寫出什麼樣的東西、合不合自己的胃口，這一切都與給錢者無關，可是中國還是習慣，給你錢就要按我的要求來寫，有點贖買的意思。
假如解決了這個狀況，作家的「養」與「難養」還是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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