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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教學樓秀山堂被炸後的慘狀(左上圖為原貌)。資料圖片
1995年，南開校友會會長申泮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南開大學校長）聯同張伯苓嫡孫張元龍，以及嚴修家人曾啟動對日索賠議案。後來，索賠之事擱淺，張元龍說原因有三：一是到日本法院起訴索賠的人，不僅受盡屈辱，而且希望渺茫。「我們為什麼不能在中國建立專門處置對日索賠的專事法庭？」張元龍說。二是索賠需要大量的證據。因為當時是私立校，而現在是公立校，財產過渡的證據，沒有相關部門的配合很難收集到。三是索賠不能只是金錢的補償，賠償的目的是能夠保證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必須對當年的罪行有所追究。
對於索賠的依據，張元龍解釋說，從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到1978年的《中日友好條約》，再到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它們的基礎或者說我們放棄索賠的前提，都是日本不再走軍國主義道路。但是，從近年的教科書事件，到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再到釣魚島爭端等，已經可以看出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復活的險境。
張元龍說，當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方草案第七條是：「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但是在聲明最後正式發佈時，草案中「權利」二字已經換成了「要求」。一詞之差說明，我們放棄的是「要求」，而保留的是固有的「權利」。「也就是說，南開也保留着隨時向戰爭罪行追償的權利。」張元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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