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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徐霞客在遊記中記載了1628年，他與陳繼儒一起去訪了施紹莘建於佘山「極其妖艷」的別墅。作為明末的散曲家，施紹莘的地位在當時並不在徐霞客之下，有意思的是，他們兩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於追求的癡迷，只可惜施紹莘年紀輕輕就亡故了。1625年，他在《百花生日記》中記載當時自己為38歲，他還感慨人生七十稱古稀：「而初十年太少，後十年太老，中間止五十年。而坐困於塾師者幾十年，羈纏於病冗者幾十年，幽沉於風雨者幾十年，所存幾何哉？」可是不滿三年，1631年徐霞客與堂兄「復尋其勝，則人亡琴存」，他最多也沒有活滿44歲。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他的追求，他明明知道自己在佘山的經營，「百歲之後，安知其不為子孫賣，不為勢家奪，不為平地耕，不為虎狼穴，不為兵寇焚，不為樵堅截？」還是要在山腰的「半間精舍」、山腳的「就麓新居」，美輪美奐地建有春雨堂、霞外亭、三影齋、西清茗寮、罨黛樓、秋水庵、聊復軒，語花軒、研穩閣等不下十餘種建築，從1616年冬開始，整整花了十年時間。
《徐霞客遊記》在後世產生影響，他傳世的《秋水庵花影集》影響，則更多的是他的那個時代。他在自序說自己：「猶記十六七時，便喜吟詠，而詩餘樂府，於中為尤多，十餘年來，費紙不知幾十萬。」這種愛好與堅持取得的成就，按陳繼儒在《<秋水庵花影集>敘》的說法是書一出，「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馬卒牛童，以及雞林象婿之屬，皆咄咄籲駭」，頓時成了暢銷書，聲名遠播北至吉林、南至靖州，連村中小兒讀《大學》，也在空白處抄錄其文。陳繼儒說：「詩人人可學，而詞曲非才子不能，子野（施紹莘）才太俊，情太癡，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心太巧......」
如今，散曲對大多數現代人已經很隔膜，從他的內容上看，則多作哀苦之音，既寄寓了命運多蹇的身世悲涼，又是明王朝滅亡前夕社會心理、情緒的反映。如《謁金門》：「春欲去，如夢一庭空絮。牆裡鞦韆人笑語，花飛撩亂處。無計可留春住，只有斷腸詩句。萬種消魂多寄與：斜陽天外樹。」傾吐出詞人愁緒萬端、無可奈何的情思，似乎也並沒有太多特別可取的地方。但形式美也是提升人文情趣的重要部分，更重要的是，其背後隱藏的是和徐霞客一樣靈魂的掙扎。所謂：「意所以躬耕末世，視天下如蔽履也，非輕天下也，其視躬耕無異於治天下。」在那個壓抑得令人窒息的明末極端腐朽現實中，他們都要另闢一個獨立於世俗外的嶄新領地。「二十年前一夢空，依稀猶記夢花紅，而今短鬢侵尋白，閒話風流落照中」，人的一生中，總得留下些有意義的東西，所以他在《祝如姬詞》中說：「大荒中有修月戶，予便為人間修詞手，不亦可乎？」與其狗茍蠅營被各種勢力裹挾而去，不如「但能痛飲便名士，解得惜花真丈夫」。《秋水庵花影集》編入了他徵得的不少時人評語，他甚至將自己的《西佘山居記》「刻三石，一沉三影齋池心，一藏散花台下，一沉北山泉底」，目的就是要告訴世人，還有一種比較有意義的不同活法。
自從施紹莘祖上施退翁任華亭令以來，祖父施大經是萬曆十三年的舉人，為官剛正，父親施大諫也是舉人，飽受儒家思想浸潤的他，何嘗不思進入仕途？他似乎也曾有過猶豫，1618年和1621年也曾赴金陵參加科舉考試，但他對朋友說：「子見昔年闈牘乎？如某某者，亦巋然進賢！」哪怕自己「好治經術，工古今文，而旁通星緯輿地」，並且有「鞭菙四方之志」，但哪裡有用武之地？所以人雖去了金陵，卻「多作詩詞，絕不了試事」。
轉了一圈，與其說是鎩羽而歸，不如說更堅定了「撇卻眼前花，料理千秋業」的決心，更何況「謔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說法」，他也具備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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