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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說到香港開埠初期是一個漁港,總有恍如隔世的錯覺。走在街頭,滿目高樓大廈,耳邊盡是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路上行人急速的步伐,都提醒着你這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
另一邊廂,香港仔海濱長廊對出海域,停泊着一艘艘漁船,漁民在甲板上行走自如,一箱箱魚獲被賣到魚市場。有人自小在海上生活,長大後順理成章做漁民;有人中途轉業,從事各類漁業生意;有人退休後依然心繫漁港,擔任漁民導賞員。漁民生活遠不止於出海捕魚,他們頭腦精明,擅於計算,懂得將捕魚轉化成一盤生意。但生意歸生意,他們並不抗拒政府延長休漁期、認同禁止拖網捕魚的舉措,深明持續發展的道理。
到底香港漁業有何特別?香港仔漁業又與其他地方有何不同?漁民黎健兒,漁民導賞員梁北新、羅金樹與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王惠玲便帶記者乘坐舢舨、參觀大型漁船,了解漁民生活。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不可遺忘的漁港歷史
左邊一艘單拖,右邊一艘雙拖,記者看得眼花繚亂,但在梁北新眼中,卻是最平常的景觀。求學時期已隨父親出海的他,猶記得當時的生活,「早上或晚上去打魚,以前沒什麼規律,什麼時候去都可以,差別在於不同時間會打到不同種類的魚。」最窮的時候,他和母親早上四五點,拿着刺網在布廠灣打魚,再到街頭擺賣,賣魚得到的錢都拿來買餸,「那時船又舊又細,我還未夠十歲。」他是家裡最大的小孩,每天便是跟着父母打魚賣魚搵食。
上世紀五十年代,漁民沒有機器輔助,要自力更生。而梁北新又在耳濡目染下得知漁民是弱勢的一群,經常被欺負,死無葬身之地,父輩向政府提出幾個要求,興建墳場、學校、上岸定居等。而他受感染,亦開始朝爭取漁民權益方向努力,籌辦漁民互助會、做漁民代表等。隨着年紀漸長,他慢慢淡出漁民團體工作,閒時擔任導賞員,向公眾講解漁民歷史。
「我們當然希望更多人知道這些歷史。」他自豪地說。
休漁禁拖改善情況
以往在西貢碼頭,總看見幾艘漁船泊在岸邊,船上放着各式各樣的海產,一買一賣,便是幾百塊,漁民看似收入不俗。而踏上黎健兒的漁船,甲板上放着幾箱魚,他算了算,說大概能賺一千多元。黎健兒以刺網捕魚為主,出海時,船上幾個大漢將長方形的刺網放到海中,形成一幅垂直網牆,這時他便可以稍為歇息,吃點東西,等魚群撞進網中。訪問當日,他便在海中放下二百張網,大概五海哩長,「就像海上的萬里長城一樣。」他忍不住笑說。
「這幾年少了很多魚獲。」漁業輝煌時,他曾見過一千二百張網同時下海,長達二十海哩,當時還撈到幾十斤大的魚。如今搵食艱難,「有無都好,把網拉上來再說,只能勤奮點。」
羅金樹則說,五至八月是休漁期,這時候最多魚,但對比早幾年,魚獲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在香港海域打撈到的魚類亦愈來愈少,「我們在六十年代還看得到鯨魚、海豚。」黃姑、海河魚也在香港消失了。
以往濫捕問題嚴重,漁民電、毒、炸魚,「浮水魚好多。」但他指,近年政府禁用拖網,情況改善了。
漁民有生意頭腦
「漁民很自豪於自己的身份。」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王惠玲說。她兩年前開始為香港大學同行計劃做「香港仔漁民口述歷史」研究,探討香港漁業歷史及香港仔歷史,最近更出版了《記憶景觀─香港仔漁民口述歷史》一書,詳細講述香港仔漁業點滴。
她說,香港仔漁業發展很特別,「以赤柱與香港仔來說,兩者真的很不一樣。香港仔是很有競爭力的漁港,漁民也非常有競爭力,他們以打魚為業,你可以想像,一艘漁船其實等於一家公司,他們在上面做生意,因而他們的視野也不一樣。他們每隔一段時間要換船,愈換愈大,引擎愈來愈多,這是香港仔漁民的特色。」赤柱則是另一回事。翻查資料,不難發現赤柱歷史悠久,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後第一個登岸的地方。1841年,赤柱佔香港島三分一人口,當中漁民便有二千人,可以想像,當時的赤柱漁業絕對比香港仔繁盛。「但赤柱漁業於六十年代急速沒落,而香港仔漁民數目於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急速上升,船愈換愈大,去的海愈來愈遠,拿回來的魚獲愈來愈多,成為香港最大的漁港。」此時的赤柱,漁民賣船、轉業,原因與六十年代發生的兩次大颱風不無關係。1960年的瑪麗及1962年的溫黛,兩個颱風吹壞赤柱漁民的漁船,漁民亦沒有錢重新造船。赤柱漁民無法像香港仔漁民般換大船,只能開着小船,在附近的南丫島、蒲台島捕魚,所得魚獲當然也比較少。
王惠玲最初對漁民生活的想像是,開着小船撒網,是非常寫意的生活。但到香港仔一看,被眼前一盤盤生意嚇倒了,「他們沒有讀太多書,卻掌握了很多知識,又有生意頭腦,他們(漁民)也稱攞魚為『做生意』。」
而香港仔漁民的開放思維亦讓她大開眼界,「最初我以為政府這麼多規範,漁民會反對,但原來他們並不是這樣想。譬如休漁期,他們非常喜歡這個措施,因為可以休息,而且他們也知道持續發展長遠來說有好處。他們曾親眼見證小時候有很多魚,後來常見的魚消失了,他們發覺休漁期可讓一些魚回來。現在他們也常說,禁拖之後,魚開始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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