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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說到香港開埠初期是一個漁港，總有恍如隔世的錯覺。走在街頭，滿目高樓大廈，耳邊盡是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路上行人急速的步伐，都提醒着你這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
另一邊廂，香港仔海濱長廊對出海域，停泊着一艘艘漁船，漁民在甲板上行走自如，一箱箱魚獲被賣到魚市場。有人自小在海上生活，長大後順理成章做漁民；有人中途轉業，從事各類漁業生意；有人退休後依然心繫漁港，擔任漁民導賞員。漁民生活遠不止於出海捕魚，他們頭腦精明，擅於計算，懂得將捕魚轉化成一盤生意。但生意歸生意，他們並不抗拒政府延長休漁期、認同禁止拖網捕魚的舉措，深明持續發展的道理。
到底香港漁業有何特別？香港仔漁業又與其他地方有何不同？漁民黎健兒，漁民導賞員梁北新、羅金樹與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王惠玲便帶記者乘坐舢舨、參觀大型漁船，了解漁民生活。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不可遺忘的漁港歷史
左邊一艘單拖，右邊一艘雙拖，記者看得眼花繚亂，但在梁北新眼中，卻是最平常的景觀。求學時期已隨父親出海的他，猶記得當時的生活，「早上或晚上去打魚，以前沒什麼規律，什麼時候去都可以，差別在於不同時間會打到不同種類的魚。」最窮的時候，他和母親早上四五點，拿着刺網在布廠灣打魚，再到街頭擺賣，賣魚得到的錢都拿來買餸，「那時船又舊又細，我還未夠十歲。」他是家裡最大的小孩，每天便是跟着父母打魚賣魚搵食。
上世紀五十年代，漁民沒有機器輔助，要自力更生。而梁北新又在耳濡目染下得知漁民是弱勢的一群，經常被欺負，死無葬身之地，父輩向政府提出幾個要求，興建墳場、學校、上岸定居等。而他受感染，亦開始朝爭取漁民權益方向努力，籌辦漁民互助會、做漁民代表等。隨着年紀漸長，他慢慢淡出漁民團體工作，閒時擔任導賞員，向公眾講解漁民歷史。
「我們當然希望更多人知道這些歷史。」他自豪地說。
休漁禁拖改善情況
以往在西貢碼頭，總看見幾艘漁船泊在岸邊，船上放着各式各樣的海產，一買一賣，便是幾百塊，漁民看似收入不俗。而踏上黎健兒的漁船，甲板上放着幾箱魚，他算了算，說大概能賺一千多元。黎健兒以刺網捕魚為主，出海時，船上幾個大漢將長方形的刺網放到海中，形成一幅垂直網牆，這時他便可以稍為歇息，吃點東西，等魚群撞進網中。訪問當日，他便在海中放下二百張網，大概五海哩長，「就像海上的萬里長城一樣。」他忍不住笑說。
「這幾年少了很多魚獲。」漁業輝煌時，他曾見過一千二百張網同時下海，長達二十海哩，當時還撈到幾十斤大的魚。如今搵食艱難，「有無都好，把網拉上來再說，只能勤奮點。」
羅金樹則說，五至八月是休漁期，這時候最多魚，但對比早幾年，魚獲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在香港海域打撈到的魚類亦愈來愈少，「我們在六十年代還看得到鯨魚、海豚。」黃姑、海河魚也在香港消失了。
以往濫捕問題嚴重，漁民電、毒、炸魚，「浮水魚好多。」但他指，近年政府禁用拖網，情況改善了。
漁民有生意頭腦
「漁民很自豪於自己的身份。」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王惠玲說。她兩年前開始為香港大學同行計劃做「香港仔漁民口述歷史」研究，探討香港漁業歷史及香港仔歷史，最近更出版了《記憶景觀─香港仔漁民口述歷史》一書，詳細講述香港仔漁業點滴。
她說，香港仔漁業發展很特別，「以赤柱與香港仔來說，兩者真的很不一樣。香港仔是很有競爭力的漁港，漁民也非常有競爭力，他們以打魚為業，你可以想像，一艘漁船其實等於一家公司，他們在上面做生意，因而他們的視野也不一樣。他們每隔一段時間要換船，愈換愈大，引擎愈來愈多，這是香港仔漁民的特色。」赤柱則是另一回事。翻查資料，不難發現赤柱歷史悠久，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後第一個登岸的地方。1841年，赤柱佔香港島三分一人口，當中漁民便有二千人，可以想像，當時的赤柱漁業絕對比香港仔繁盛。「但赤柱漁業於六十年代急速沒落，而香港仔漁民數目於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急速上升，船愈換愈大，去的海愈來愈遠，拿回來的魚獲愈來愈多，成為香港最大的漁港。」此時的赤柱，漁民賣船、轉業，原因與六十年代發生的兩次大颱風不無關係。1960年的瑪麗及1962年的溫黛，兩個颱風吹壞赤柱漁民的漁船，漁民亦沒有錢重新造船。赤柱漁民無法像香港仔漁民般換大船，只能開着小船，在附近的南丫島、蒲台島捕魚，所得魚獲當然也比較少。
王惠玲最初對漁民生活的想像是，開着小船撒網，是非常寫意的生活。但到香港仔一看，被眼前一盤盤生意嚇倒了，「他們沒有讀太多書，卻掌握了很多知識，又有生意頭腦，他們（漁民）也稱攞魚為『做生意』。」
而香港仔漁民的開放思維亦讓她大開眼界，「最初我以為政府這麼多規範，漁民會反對，但原來他們並不是這樣想。譬如休漁期，他們非常喜歡這個措施，因為可以休息，而且他們也知道持續發展長遠來說有好處。他們曾親眼見證小時候有很多魚，後來常見的魚消失了，他們發覺休漁期可讓一些魚回來。現在他們也常說，禁拖之後，魚開始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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