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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本來就是一個角力場，每當兩種語言或者文化有所接觸，必然產生翻譯的現象，各自尋求優勢，在碰撞以至結合的過程中，有所得失，從而建構出新的品種，也就是譯文。從語言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新的產物又必然與第一和第二種的原有物不同，是屬於所謂第三空間的產物，導致和容許新的語言文化。
香港就是翻譯，整個香港的歷史就是翻譯的過程。我們常說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這自然是陳詞濫調，但也不無確實之處，並可從理論上作為討論的出發點。問題是如何交匯，交匯之後的結果是什麼。
英「譯出」有保留 港成「混種」
1841年之前，香港只是一個彈丸之地的小漁村，假如存在文化，也只能說是微弱的本土文化，遑論身份認同。自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佔領香港，開始殖民統治，香港成為與內地通商的橋頭堡。此後，英國以行政、立法或軟手段（名利的引誘），把自己的語言、制度和起居飲食風氣（例如：賽馬和跳舞）帶進香港。
可以說，英國政府試圖把英國這「原文」「翻譯」，輸出「譯文」到香港，使之代替原來的「香港」。在這種強加的「模仿」（mimicry）過程中，又有所保留，使香港和英國相似又不一樣，刻意劃清界限。部分港人往往又樂於接受（這符合霸權hegemony的定義），於是便出現了高等華人等混雜現象，正如《阿Q正傳》裡面的假洋鬼子。
通常模仿都帶有顛覆成分，或暗藏對殖民者的嘲弄和反抗，但這情況在香港因為種種原因，很少出現。港英政府聰明之處，就是某程度上容忍中國文化和習俗，後期更提高中文的地位，使香港變成中英雙語的社會-一個不折不扣的「混種」（hybrid）。
港與內地勢多磨合
從這個角度推理下去，1997回歸後便是香港的「二次翻譯」。內地與香港同文同種，理應毋須「翻譯」，很容易就可以納入內地的主旋律，但香港受英國統治逾百年，與內地有過很久的隔離，兩地文化、語言差距不小。香港當然也植根中華文化，但長期與外國接觸，身份認同有眾多可以隨時挪用的板塊，對內地的思想難以全盤接受。
在這情況下，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的關係，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翻譯」過程。與港英年代不同，香港自1980年代經歷身份危機以來，逐漸建立了自我認同，加上年來經濟起飛，財富鞏固自信。
翻譯理論裡面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就說明，譯入語社會的文化越強，譯文便會更接近譯入語，遠離原文。這情勢下產生的譯文，可能只是切合本土需要，裡面挪用一些合用的存在與原文的東西，最後產生較為接近和適合譯文社會的譯文。
翻譯是移植，也是接合。香港社會的發展，大概也將循着這一條途徑向前邁進。■恒生管理學院常務副校長及翻譯學院院長 方梓勳教授
隔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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