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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作者：詹姆斯‧道斯，譯者：梁永安，出版：立緒
文：彭礪青
不知「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這個問題，會令一般人想起什麼。不管怎樣，相信一般人都不會反對德國作家布萊希特在一首關於日本面具的詩裡的說法：「作惡是那麼的費力」。作惡總是教人為難，因為「作惡」是一種主動破壞人際關係的行為，除非利益上的誘惑超出道德法律和他人反應所帶來的羞恥感，否則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去「作惡」。
如果不是因為利益，那麼可能是被「洗腦」的結果，這現象尤其在軍隊裡更為常見，比如因為懷疑有潛在危險而要執行一些殺害沒有武器者或者平民的任務。不過，人腦的良心畢竟會抗拒外界不合乎道德原則的命令，所以軍訓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訓練軍人聽從命令去殺人。
對此，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就曾寫過一本探討黨衛軍軍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的書。在二戰之後，探討納粹罪行的書籍如汗牛充棟，然而對於同一時間對東亞人民肆意殺戮的日軍暴行，卻一直鮮有人探討他們在殺人背後的心理/道德問題。所以我們在閱讀詹姆斯．道斯的新作《惡人》時，也許會更深入理解殺人如何作為軍隊訓練之一，從而改變入伍時對善惡尚有模糊觀念的日本平民，或者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大學生。
《惡人》作者親身訪問了若干曾參與二戰的日本軍人，資料豐富自不待言，然而由於內容基於不同訪問中的對話，加以作者訴諸哲學觀點及文學作品的議論，故全書結構並不是很條理分明，比較缺欠一貫的脈絡，僅只予人一種印象，就是作者只是按訪問稿分析背後的問題，沒有進行理論思考以串連起整個問題。
訪問內容大多圍繞在這些日本軍人怎樣回看他們在中國境內進行淫姦燒殺的行為，當中涉及了他們所作的殺人軍事訓練，以及對他們在中國等地姦殺大量婦女之獸行有重要影響的慰安婦經驗。從行為方面看，這些暴虐行為可比艾希曼的大屠殺管理更為直接面對暴虐本身，而且那些日本軍人的層級肯定比艾希曼要低，自我能發揮以違抗命令或扭轉情況的可能性也更低。然而，在軍事體制及長官命令下，施暴者的自由意志及良心似乎一樣也是無所作為，而且很快被一種取悅或不惹怒上級的犬儒心態所取代，或者對於泯滅人性的訓練作出曲線的發洩。
相對於鄂蘭筆下盤算着大屠殺事業效益的艾希曼，這些日本軍人似乎更是被壓迫的一群，但他們在戰爭中絕少表現出同情被入侵國平民或戰俘的行為。作者在全書中段也討論人們愛談的利他行為的根源，卻指出利他行為源於「我群」內成員之間的互動，那亦意味着當受害者對加害者來說是「匿名」或與加害者沒有聯繫的時候，加害者往往會更肆無忌憚而旁觀者也會更無動於衷。作者說，體制下鼓勵的惡行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層層升級的，在發生於納粹集中營的事例中，默許和不異議往往無異於鼓勵，如果任何惡行或暴行從一開始便遭遇到異議和抵制，它未必會那麼快就上升到最殘忍的地步。
究竟什麼是「惡」呢﹖即使鄂蘭在談論艾希曼的書裡，也沒有離開康德的道德哲學觀。近代哲學家尼采曾認為「惡」是奴隸虛構出來約束主人權力的。但最早討論「惡」並讓它成型的，卻是早期基督教時代的教父奧古斯丁，他將「惡」視之為一種「欠缺」，其道理等同人在看不見或聽不見的時候，才認識什麼是黑暗和寂靜。這種說法意味着對於「惡」的辨識往往在於對「欠缺」的發現，亦即「惡」往往是在事後才得以被發現。
對於某些質疑懺罪日軍被中國戰俘營洗腦的人來說，這或許就是最佳的回答：即便不是戰俘營，也會有其他媒介讓加害者發現所作的是惡的。然而在這政治意識形態當道的世界，任何不同族群或社會階層之間所發生的「惡行」往往難脫政治偏見的指控。我們的確需要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觀念，來幫助我們抵制形形式式的惡。當然這不是容易的，一如在現代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中，作出任何需要道德勇氣的決定都不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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