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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蜂》劇照：江口洋介（右）飾演軍用直升機「大B」設計師。
《天空之蜂》是東野圭吾的早期作品，成書於一九九五年，當年的寫作刺激，自然與一九九五年的阪神大地震大有關係，作為日本近年的重大天災，人類面對災難時的無能為力感，令所有人都不得不嚴正思考生存的困擾。而東野一早把矛頭焦點置於核電廠上，更加進一步把日本四處隱藏人為炸彈的危機予以披露，目的正好迫使沉默及一無所知的群眾有所自省及警惕。
好了，在2015年決定把《天空之蜂》搬上銀幕，當然有時代的背景考慮，否則在眾多的東野圭吾小說中，又怎會特意挑出這本早期且不算深為人知及廣受歡迎的舊作來？■文：湯禎兆
日本經歷了2011年311的福島核災後，舉國上下對核電安全性的意識固然大為提高，但當中出現不少爭議性的懸案，以及社會上整體對能源政策的動盪搖擺，顯然也非一時三刻可以廓清。《天空之蜂》的出現，大抵是從娛樂產業的通俗化角度，嘗試在平衡各方面要求及元素後，再作出的一次回應。
小說的主軸情節，是軍用直升機在首航禮前被遙控系統騎劫了，而負責設計的工程師湯原及山下，都帶來家眷來參加直升機的首航禮，當中山下的兒子惠太因貪玩而上了機，成為了無意中被脅持了的人質。小說的主角是工程師湯原，繼後他努力去從技術層面協助營救惠太，成為了小說的重要情節內容。電影中的一大改動，是把困在直升機上的小孩，由山下的兒子惠太改為湯原的兒子高彥，於是情況便大為不同。湯原立即成為要救血脈出危難的「英雄」，同時亦要為自己作為不稱職的父親，進行一次贖罪之旅。
旁觀者的責任
我想即使沒有看過小說又或是電影的讀者，閱過以上的描述後，都會贊同電影版導演堤幸彥的安排，肯定更具戲劇張力及娛樂性。那麼東野圭吾對此又會否懵然不知，視而不察？這樣解讀未免太小覷東野了。對我來說，東野刻意不把機上的小孩設定為湯原之子，與全書的核心主題有莫大關連。
在小說的構思中，正是透過三島及雜賀兩人的瘋狂計劃（把軍用直升機設定在核電廠上空盤旋，然後要挾日本政府停用所有的核電廠，否則待燃料耗盡後便由得它墜落在反應爐上），從而把漠不關心的民眾加以喚醒。而湯原表面上代表精英分子的角度，但深究下去一方面同屬旁觀者（即以為自己只是工程師，對軍用直升機的用途不作深思，而且對反核浪潮全不聞問），同時又是共犯幫兇的角色（類似宮崎駿《風起了》中的堀越二郎），責任更加重大。而小說版由他去拯救友人之子，正是一種回應旁觀者原先漠然所帶來的罪案之方法，一旦改為血緣父子的贖罪關係，簡言之就是以小化大，把宏觀的社會性視野收窄至狹隘的親情倫理定見，尤其離不開日本上班族因公忘私，拋妻棄子為公司獻身的傳統命題，格局登時出現甚大差異。
沉默的大多數
我認為更重要的改動，在於福井縣警刑事室伏的處理上，他在小說中是主角之一，背景有詳細說明。他本是京都人，小時候因父親調職至敦賀市而被迫落戶，他父親一直看不起此小市鎮，終其一生在發牢騷。反過來室伏卻由衷喜愛此地，升學後更用心部署竭力尋找機會回來工作，最終如願以償且在敦賀結婚生子。
電影版一概略去他的背景交代，而且由柄本明飾演，百分百更動為一名活脫脫的地方老差骨，目的不過為找出幕後罪犯而努力。此所以原先賦予在他身上，一種游離了都市人及鄉郊人的獨特視野趣味，便悉數蕩然無存。東野故意透過室伏的口中，道出日本一般民眾的實用主義態度──他被人追問是贊成又或是反對核電，直言自己屬都可以派。當別人批評他太不負責任時，反過來毫不退避，回應這種事很大程度受到立場上的影響，指定十年前仍屬犯罪防治科，因負責核燃料的運送，所以是堅定的擁核派；但時至今天，若大家認為核電不好，也同意不建核電廠云云。我想指出室伏才是東野的用心所在，他的存在正好說明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人，本質上就是選擇了立場身份決定論，以及群眾共性倫理，去決定個人取態選擇的一群，也可以由此去推算出無論發生多大的災難，到頭來要令日本民眾醒覺的難度也多高。電影版可說完全放棄了東野的用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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